所谓认知（Cognition），是指人以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方式把握客体的心理过程及结果。对外认知，是外交政策决定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日本的对华认知，对中国了解、把握日本对华政策、对华战略的制定意义重大。

在分析国外对华认知模式时，我们可以国家为单位分析，也可以其他层次的单位分析。本文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这里讲的“国家”，主要包括政府，也包括主流媒体与大众。

近代后，日本对华认知先后有过三种模式。关于第一种，可称“甲午模式”。战争中，日本国民对中国、中国人的蔑视、侮辱情绪空前高涨。在战争中，日本原有中国观颠覆，负面中国观形成。战时，大量从军记者从中国传回大量有关中国信息，其中除歌颂日军“英勇善战”外，还包括大量清国士兵如何怯懦不堪一击，清国人民如何缺乏国家观念等报道。此外，辫发、缠足、吸食鸦片、家居、厕所不洁异臭，都被认为是野蛮的表象，遭到蔑视。

第二种模式笔者称为“战后模式”。二战后，中日国际地位倒转，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现独立。经过抗美援朝，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威望获得提高。反观当时日本，战后山河荒废、处于美国统治下，丧失主权。日本舆论反思，为何中国“近代化”成功，而日本近代化却误入歧途，导致失败。但是，因为国共对立，日本对华认知呈现“分裂”局面，即日本内部出现中共与国民党两种支持者。这种分裂，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1949年后，国共两党隔海而治，而日本对华关系中，也形成了亲台湾派与亲大陆派。国民党军政要员与日本交往密切，战后蒋介石提出对日要“以德报怨”，赢得日本统治层及民众感激，日本出现众多台湾拥护派。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也出现中国支持派。

在“战后模式”下，日本与中国大陆有少量贸易人员往来，但在国家层面并无交流。尽管如此，当时日本知识、言论界中日共、社会党力量强大，他们认同中国党与政府的政策，因此当时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有同情、亲近乃至支持等广泛的好感。1950年成立的日中友好协会提出的四项纲领的第一条是，“本协会反省日本国民错误的中国观，并予以纠正”。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开始反思“甲午模式”下形成的中国观。

第三模式可称“72年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中日关系的“1972年体制”基础之上的。所谓“1972年体制”，就是中日两国政府围绕相互关系中的台湾、历史、安全、领土争端等主要问题的处理原则形成的共识体系。在这种体制下，日本对华认知形成了“72年模式”。这种认知模式的前提是，在美苏对峙环境下，中国、日本成为共同抗击苏联威胁的准盟国。从具体操作方面来讲，日本官方对中国的现代化政策提供经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持合作，同时希望换取中国的能源、原材料，并期待开拓中国市场。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种对华认知模式均与特定历史背景、群体有关。“72年体制”建立后，“72年模式”经历了三次巨大浪潮冲击。第一次是“文革”结束，大量支持中国“文革”的日本言论界精英丧失话语权。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运动出现后，日本国内中国研究队伍遭到洗牌，众多此前亲中国的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失去话语权，普遍主义价值观侵入日本中国问题研究界。第三次则是进入21世纪后，中日双方世代交替，此前的双方认知有所调整，东亚民族主义高涨。这三次冲击重创了日本国内的亲华力量，日本中国支持派话语权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