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后，中国学日本，方法多来自“速成”。1905年，清廷废科举，举办西式教育。尽管如此，当时国内无法瞬间建立新式学校。好在清政府有政策，如取得国外中专以上文凭，即可授官。中日两国距离接近，加上汉字做媒，这成就了近代中国学子大举留日。当时日本好几所大学建有“清国速成部”，回应中国学子的迫切愿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家门口有个日本，于是日本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榜样。中日存在的“历史阶段互补结构”造成留学生们的速成惯习。当时，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赖肖尔的《日本》和傅高义的《日本名列第一》等书籍相继被译成中文，刺激了中国对现代化的向往。这次，中国仍是“速成”，短时间内学到不少东西。

两次“速成”，尽管有很多成果，但我们却也养成了“速成病”，因是走马观花，很多精美、细致的东西，我们没有来得及消化。我们重速度，轻质量，重硬件，轻软件，这给我们留下很多隐患。高铁，我们用10年时间，走完别人铁路建设百年的历程。但我们也尝到其中的教训。此外，我们太重视规模，却没有注意很多细节。

不重视细节，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人不喜欢细节，而是那个时代太混乱，太无章法，因此我们个人的精细努力往往无用。清末那时，一万多国人在日本留学，但是认真读四制的学生并非多数。很多人读读日语，或在各类专门学校读一两年。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彭湃都很优秀，他们短期内掌握日语，上课则使用英文版、德文版教科书。至今早稻田大学还保留着李大钊的成绩单和学籍档案。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读满四年便匆匆投身革命。

日本许多地方都有清末中国学子的青春记忆。老一代留日学人笔下，常有“神保町”、“神田”字样，这里是著名的旧书店街。当年不少留学生在这附近寄宿。尽管如此，那些记忆都充满匆匆行色。他们今天如能重游故地，感想应有不同。不少朋友仍在花大把时间、金钱投入神保町，在自己家、研究室，筑成巍巍书城。

今天的中国，正在思考转型的方向。如何建立一个贫富差距较小而互信程度较高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天蓝水碧、空气清新、满目青绿的国家，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今天赴日学子，不会为日本电器、新干线而目眩，而是喜爱这个社会的有序、安全。当然今天这个时代，已非清末，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已在缩小，而这些学子，已非彼时中国学子那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一代，速成读书的人也大为减少。

中国富裕起来了，希望今天来日本的学子，不再如百年前的前辈。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应多些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