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838年的顺天堂医院是日本顺天堂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综合性医院之一，日本皇室和政界人物都常到该院就医。很多人或许不知道，顺天堂医院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作为大清全权大使到山口县马关（现为下关）的春帆楼议和，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袭击，左眼下1厘米处中弹。外交无小事，更何况是李鸿章这样一位倾撑着大清的权臣，日本政府找来了日本最好的医生、顺天堂第三代堂主佐藤进为李鸿章治伤。因为这一枪，李鸿章硬是为大清省下了1亿两白银，伤好后还专门赠送了一块“妙手回春”的匾给佐藤进，左边竖书“佐藤医国手”。如今，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有不少中国人也开始通过跨国医疗机构到顺天堂体检、就诊。顺天堂与中国的缘还在进一步加深。就此，《日本新华侨报》记者对顺天堂第九代堂主小川秀兴进行了专访。

中国领导人一句话打开了中日医学交流窗口

《日本新华侨报》：我了解到，您曾历任日本皮肤科学会会长、日本研究皮肤科学会理事长、日本医学真菌学会理事长，因为对亚洲医学教育的杰出贡献还荣获过“最高优功奖”，2015年又出任了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的理事长。以日中冠名的友好组织有很多，但以日中冠名的医学协会这应该还是第一个，您能透露一下日中医学协会设立的背景吗？

小川秀兴：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和毛主席、周总理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1978年，是日中友好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年，也是日中医学交流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年。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应邀访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来到了日本。当时，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在和日中议员联盟会长会谈时，提出应该设立一个中日两国医学交流的窗口。为此，日中友好协会里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日中医学协会的小委员会，作为对中国进行医学学术交流的窗口。

1980年，日中医学协会发展壮大，从日中友好协会里独立出来，1985年成为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2013年又再次改革，成为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在去年，也就是2015年顺利迎来了设立30周年纪念。

日中医学协会的工作，就是推进日中两国在医学、齿学、药学、看护学等相关领域进行交流和合作，提高日中两国在保健医疗上的普及和推广，缩小两国医疗差距。

从1986年至今，日中医学协会资助的中国医学界人士、在日本的中国学者，以及日中两国的研究合作达825件，总金额在5亿8千万日元。在日本财团的全面协助下，日中医学协会还于1986年和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设立了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从中国选拔优秀的医学人才到日本全国各大医疗机构研修1年，该制度已经培养了2200名中国医学人才。他们有的回国后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的是医科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主任，还有的正在担任三甲医院的院长等，成为推进中国医学进步的领头人。

我们还充分利用长年积累、建立起来的日中两国医学界人士的人脉网，派日本专家到中国各大医疗机构传授日本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邀请中国的医学界人士考察、访问日本，为中国年轻的医生、护士提供在日本医疗机构研修的机会，学习日本最尖端的医疗技术。

不仅如此，我们还每年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给日中两国的医学专家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学术信息的平台，邀请日中两国专家在《日中医学》杂志上介绍两国的医疗现状和最新医疗信息。这本杂志创刊于1986年每年发行4次，现在也是日中两国医学界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渠道。

尽管在最近几年间，日中两国的民间交流似乎进入了停滞期，但是我们努力在医学、药学、兽医学、看护学等几乎所有的医疗领域为中国学者、专家、医生、学生开通绿色通道，努力缩短日中两国间的医疗差距，通过30多年来培养的人脉关系，成为日中两国政府、医疗、企业的桥梁。我们相信，医疗的进步能够让日中两国人民真正的受益，我们日中医学协会也会成为日中两国友好的象征。

为中国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

《日本新华侨报》：您在较早阶段就受邀前往中国，组织日本各医疗领域专家去中国授课、讲座，和中国医学界有着频繁的往来。听说您还是中国第四军医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华西医北京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名誉教授。您在中国有很多弟子吗？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里的中国留学生多不多？

小川秀兴：我校每年都会接收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仅从我校医学部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就有400多人，其中有29人是我的弟子。在我这29名中国弟子里，有11名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也身兼要职。

在传授医疗经验上，我主张“三无主义”，收学生一是无男女之差；二是无学阀之差；三是无国籍之差。从37年前开始，我就在泰国的曼谷开设了皮肤科、性病、麻风病、艾滋病的诊疗培训课程，尽管最初日中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正常化，但我积极吸收在泰国的中国年轻人，从1976年到2015年，共培训过971名医生，其中有57名都是中国人。培训课程有3个月的也有10个月、11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泰国我遇到过一名不大会英语的中国学生，我只能在黑板上用汉文同他交流，帮他归纳课程内容。最初的一个月，他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只过了半年时间，他就从全班倒数第五名变成了正数第五名，非常勤勉、非常刻苦。这是中国学生最初留给我的印象。

当然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英文都很好，到目前为止，顺天堂大学医学部共培养出29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我经常受邀前往中国授课，遇到优秀的医学人才，也会帮助他们到日本深造，为中国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

PHD是日本的学位制度，要取得这一学位特别难。顺天堂大学医学部的英文论文发表数量在全球的医疗机构都是首屈一指的，在我们培养的29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有11人都是用英语发表的IF（impact factor） 、CI （citation index）级论文，在全球医学界都引起了极大关注。

赴日医疗得找跨国机构不能“爆买”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拥有显著的医疗优势，拥有多项全球第一，近年来，日本政府在“观光立国”的口号下，又打出“医疗立国”的旗帜，开始面向中国大力推介医疗观光，慕名前来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对此，您怎么看？

小川秀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发展趋势，不仅可以为中国的患者增加一条就医渠道，也能刺激日中两国的医疗相互学习借鉴，同时得到提高。

但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尤其是医疗更要慎重，不能“爆买”。因为签证制度和语言沟通上的问题，中国患者在来日本前，应该首先找到一家值得信赖的跨国机构帮助从中协调，事先将病历翻译成日语，听取日本专家的治疗意见，寻找最合适的医疗机构就医等。不经预约直接到日本医院，很难顺利就诊、入院，再加上交流问题等，反而有可能耽误病情。

常怀仁心让所有人病有所医

《日本新华侨报》：问您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为什么会选择从医呢？

小川秀兴：日本有句话，叫做“儿子是看着老子的背影长大”的。我会做医生，正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因为日中两国间大学的合作，曾从东京大学被派遣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我们全家也随父亲在中国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战后回到了日本。当时日本满目苍夷、百废待兴，很多穷人都看不上病。父亲行医送药从来不收钱，大家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就会在我家门口放上一把蔬菜或是一小袋大米，还有人主动来帮忙做清扫。

为了让所有人病有所医，无论富贵贫贱，父亲带领日本医学界推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也遭受过反对，当时的冈山县知事是父亲在东京大学的前辈，他特别理解、支持父亲，率先在县内普及，旁边的香川县和广岛县也随之普及，并逐渐扩大到全国范围。

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所以我从学生时代，就经常去岩手县没有医生的地区免费提供诊疗，做了教授后，也经常带领医学系的学生去偏远地区和孤岛，教授当地人如何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维持身体健康等。我还在中东、非洲等地为当地人做医疗培训，培养年轻的医生。父亲一直以来都是用行动告诉我，做医生要有一颗仁心，所以我在培养学生时，也是如此。

采访后记：在采访结束后，小川先生还特意将记者引入一间平时大门紧锁的房间，让记者得以亲眼看到李鸿章为佐藤进题字的匾。说到佐藤进，记者又想起中日历史上一个小故事。在日本静冈县袋井市的东海第一名刹——禅寺可睡斋里，有一座为纪念顺天堂第三代堂主佐藤进而树立的剑形碑，碑名就叫“活人剑”。当年，身为军医的佐藤进为李鸿章治枪伤，每天佩剑出入。李鸿章对此很是警觉，问他行医治病为什么要带兵器。他回答，“这把剑不是杀人剑，而是和病魔做斗争的‘活人剑’。”李鸿章闻言心悦诚服。

小川秀兴先生为推助中日医疗交流、缩小中日医疗差距、培养中国医疗人才所付出的心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作当代中日关系上的又一支“活人剑”吧。
（摄影：本报记者/吴晓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