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而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比如生长在美国的那些日侨，张爱玲说她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身上“脱尽了日本气”，完全不是日本人了。张爱玲借女友炎樱的话指出：“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这种个性正是国民性的一种体现。张爱玲在这里表达的是她对日本人的国民性的看法。

张爱玲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中，一鳞半爪却观点鲜明地提及日本和日本文化。张爱玲在散文《双声》里道出了她喜爱日本文化的原因，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日本文化有一种古中国韵味的“含蓄的空气”。言外之意，深受中国古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更好地保留并传承了中国古文化的意蕴和韵味，由之，张爱玲很肯定地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张爱玲曾一度迷恋日本文化，这从她在《双声》中的一句“我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了”便可得知。《双声》是张爱玲发表于1945年3月的一篇散文，后收录在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流言》中。张爱玲在文中记录了自己与女友炎樱俩人的一些对谈，当谈及日本及日本文化，炎樱说到她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了，张爱玲说她也是！至于是什么原因致使她不再迷恋日本文化，张爱玲没有解释，但她在文中提到了自己三年前初次看见日本的木版画、衣料、瓷器时对它们“如醉如痴”的喜欢，并且因为日本风景中有中国的青绿山水画里的气韵，她也喜欢日本的风景。

由此而知，至少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三年时间中，张爱玲对日本的文化是迷恋的。她对日本文化的关注、了解、喜爱及解读，也在这个期间她所写的多篇散文中都有提及并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忘不了的画》中提到日本浮世绘；在《谈舞蹈》中详细描述了她看过的日本电影、日本东宝歌舞团的歌舞表演；她还提到对日本艺妓的看法，认为“艺妓是循规蹈矩训练出来的大众情人，最轻飘的小动作里也有传统习惯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可谓一语中的；甚至连日本的被窝也有提到，在《被窝》一文中，张爱玲说与中国式的被窝相比，日本被窝不能说是“窝”，“方方的一块覆在身上，也不叠一叠，再厚些底下也是风飕飕，被面上印着大来大去的鲜丽活泼的图案，根本是一张画，不过下面托了层棉胎”，并且她从日本式的被窝与中国式的被窝的不同，看出国民性的不同；等等。

之所以对日本文化喜欢和迷恋，除了张爱玲自己所说的日本文化里有中国古文化的厚重含蓄，恐怕也多少受了胡兰成的影响，因为这些谈及日本文化的散文的写作时间大都在1944年和1945年之间，正是她跟胡兰成交往热恋期间。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有提到他曾从池田那里借了日本的浮世绘与张爱玲同看。胡兰成这里提到的池田，是时任南京“日本大使馆”的文化事务书记官池田笃纪，胡兰成与之交往密切，两人关系非同一般，1950年胡兰成经香港偷渡到日本，最初便是住在池田笃纪家中。

张爱玲幼时在学过西洋画的母亲黄逸梵的影响下，也喜欢画画，且在绘画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赋，在《天才梦》中，她说自己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极为敏感，九岁时犹豫不决该选择音乐还是美术来作自己终身的事业。而她人生第一笔稿费并不是靠小说，是她中学时代投稿到一份英文晚报上的一幅漫画作品得来的。她17岁中学毕业时的自我评价：最拿手好戏是绘画。她给自己小说手绘的那些插画，笔致简约，人物造型及神情服饰灵动传神，时至今日我们看她那些手绘插画，那种挡不住的才情扑面而来。

正是在文学和绘画方面都有着极高天赋，张爱玲对美术作品有颇高的鉴赏力且有她自己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