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仅拥有全球第一的防癌筛查水平和全球第一的先进检测仪器，还拥有领先全球的内窥镜技术。

内窥镜在日本起步早，发展快，案例多，医生技术成熟且稳定，因此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实习医生和医学系的留学生。顺天堂大学医学部副教授荻原达雄是日本运用内窥镜诊断和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权威，能在非麻醉状态下（患者完全清醒状态下）就做完胃肠内窥镜检查。日本皇室上下都指名荻原教授为自己做体检。到目前为止，荻原教授已经指导了3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有的已经在回国后成为中国301医院的主治医生。

荻原教授说，“我一直在积极地参加日中医学交流，期待中国的医疗水平早日达到并且超过日本的医疗水平，共同造福于人类健康。”

从工科男转型做医科男

《日本新华侨报》：我听说，您曾是人称“亚洲第一学府”的东京大学的工学硕士，毕业后还在东京大学工学部做过助教。后来又考入了大阪大学医学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这位优秀的工科男转型去做医科男的呢？

荻原达雄：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这是我改变专业的初衷。在东京大学的工学部学习期间，我的专攻方向是设计电脑程序，每天接触的都是冰冷的器械。久而久之，就渴望能够与人接触，走到人们当中工作。

后来我又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这让我越发觉得人脑的构造真奇妙。于是我的兴趣就从机械转向生物，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做一些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为此，我重新考入了大阪大学，开始学习医学专业。

《日本新华侨报》：大阪和长崎一样，都是日本“兰学”的发祥地。日本有评论认为，日本医学界是借助兰学之力而脱胎换骨为现代医学。您对此怎么看？

荻原达雄：其实，我原本就是大阪人，对大阪特别熟悉。我的第二母校——大阪大学的前身，是江户后期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先生于1838年设立的“适塾”。“适塾”一开始，就是为医学教育而开设的私塾，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大阪大学。“为了人类，为了社会，为了医道”——这是绪方洪庵先生创建的“适塾”的初衷。如今，大阪大学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建校精神。

肠易激综合症患者的救星

《日本新华侨报》：您是日本内窥镜诊断和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权威，同时也是过敏性结肠炎（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的名医，为很多世界巨星都做过内窥镜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以来，肠易激综合症都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的“不治之症”，据说有些严重的患者，根本没法坐车上下班，几乎达到了每停一站都要冲进洗手间的地步。现在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了吗？

荻原达雄：是的，肠易激综合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属于“不治之症”。有些人的肠道天生就对于外界压力和刺激很敏感，这背后还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精神承受能力，所以不能单纯地通过内科或外科来治疗肠易激综合症，在治疗方法上必须多尝试，多下工夫。目前西药在治疗肠易激综合症上很难见成效，汉方反而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日本有很多疑难杂症，治疗的时候患者是不需要交治疗费的，都由政府承担。在消化系统方面，溃烂性大肠炎属于特定的疑难杂症，但肠易激综合症还不是。

内窥镜的精准度还在不断提升

《日本新华侨报》：内窥镜检查和治疗除了具有不伤害人体，不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的特点外，还具备哪些特征？目前日本内窥镜技术发展到了哪种高度？

荻原达雄：内窥镜治疗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而且不用入院，当天来院当天就可以做，再结合日本医生娴熟的操作，检查本身的不适感几乎降低为零。

如今，内窥镜在消化系统的癌症预防与治疗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患者在较早阶段不开刀就可以去除病变。

目前日本的内窥镜诊断精度还在不断提高，比如日本国立癌症中心就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结合内窥镜来检查，进一步提高了诊断精确度。

在内窥镜领域，医生的经验非常关键，因为最终判断良性还是恶性的是医生。人工智能再加上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操作，应该就是目前内窥镜检查和治疗的最高水平。

相信中国的医疗水平很快能追赶上日本

《日本新华侨报》：到日本医疗观光，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最新追求，日本政府也在大力推行医疗观光，日本媒体甚至还继“爆买”后，创造了“爆体检”的说法。您对于这种现象怎么看？

荻原达雄：我院也经常接待前来做精密体检和短期治疗的中国人。尤其是我负责的内窥镜检查和治疗，有很多中国人都慕名前来，让我惊讶于他们对日本医疗信息的了解和掌握。

其实，我个人认为，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在日本体验过精密体检的中国人的传播与介绍，未来几年，大家不用走出国门，在中国国内就可以接受和日本同等的精密体检了。中国人到日本医疗观光，可能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

日中两国的医疗合作要好上加好

《日本新华侨报》：如今，日中两国都在提倡打造“健康大国”，这种发展方向是罕见的一致而又不冲突，我认为这是两国在同领域加强交流学习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契机。

荻原达雄：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同中国的内窥镜学会共同举办研讨会，每年一次，由日本和中国轮流做主办方。日方主办的研讨会我都会参加，中方在桂林和昆明举办的那两次我也都有去。令我高兴的是，有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年轻人也都参加了研讨会，这是非常具有未来性的交流。

在顺天堂大学医学部，我指导过30多名中国留学生，他们非常努力，令我非常感动，我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日本的学生一样，绝不放松要求。这些留学生们在回国后，也会和我以及其他指导老师保持联系，而且在日中两国的医学界交流会上，师生们经常有见面切磋的机会。看到他们回国后的发展，我真的非常欣慰与欣喜。

我认为，日中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应该加强交流，尤其是医学领域，更要相互学习。在胶囊内窥镜刚开始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我就去中国学习过，因为当时中国的病历比较丰富。日中两国在医疗领域都有自己领先的地方，都有值得彼此学习借鉴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加强交流，这是有利于日中两国医疗和两国国民健康的事情。事实上，日中两国的民间人士在医疗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一直以来都很好，今后更要好上加好。

日中两国在病历管理上有明显不同

《日本新华侨报》：到目前为止您一共去过几次中国？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荻原达雄：除了参加过两届日中内窥镜学会的交流研讨活动外，我还去过5次中国。第一次是参加激光治疗的相关学会活动，去了北京和上海。后来在日本外务省的组织下，前往中国为当地的日本人进行健康诊断，去了合肥、杭州、武汉等城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里，我多次访问了当地的医院。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中国医院里患者特别多，而且病历都是由患者个人管理的。在日本，病历是由医生统一管理的，不允许对外公开。但是中国的个人信息比较开放，由患者自己负责保管。从这一点上来说，或许中国更为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