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道、茶道、香道，并称日本的“三雅道”。说起来，这“三雅道”都是源于中国，却又都是在传入日本后被上升到“道”的高度。

记得那还是在2013年8月，记者采访了创业430多年的“日本香堂”。“日本香堂”从那个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活跃过的天正年间，再发展到如今的日本社会，中间经历过无数次的变革，但“香文化”并没有随之湮没。“日本香堂”集团公司社长小仲正克还对记者说，他正在通过举办公开展示会等活动，让成长、成熟后的“香道”重新回到中国，努力修复一种文化的断层，完成一种文化的回流。

2017年这一年，记者把多年对茶道的热爱与研究撰写成书——《日本茶道背后的血雨腥风》，并已同中国的出版社签约。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日本茶道是了解日本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更有一些“哈日族”，谈起日本茶道就有一种充满敬畏的毕恭毕敬的感觉，什么“和敬清寂”啊，什么“一期一会”啊，都是脱口而出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日本茶道从来就是与权力、与铁火交织的战争相附而行的。日本茶道背后的血雨腥风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的“暗部”。

2018年2月，记者又在优秀的华人女花艺空间设计师王玉芒的引荐下，来到东京都太田区的mami Flower Design School，采访了日本著名的花艺大师川崎景太，跟他探讨日本的花道与花艺，以及隐藏于“三雅道”背后的武士道。

花道曾经是武士道修行的一部分

《日本新华侨报》：通过对日本茶道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继承千利休衣钵的茶道大师都是出身于武士阶层的人物，然而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近现代的日本崛起了，茶道却衰退了。日本的花道又走过怎样的兴衰呢？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川崎景太：就好像千利休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一样，池坊被认为是日本花道的鼻祖。池坊在日语里的意思，其实是池边的僧舍，也就是说，日本的花道是从僧人佛前献花开始的。千利休和僧人都是男人，日本的花道和茶道，其实都是男人创造的世界。

在明治维新之前，花道和茶道，都是武士道修行的一部分，香道也是一样。通过与花接触，可以将人的味觉、视觉、触觉、嗅觉、听觉这五感都调动起来，增强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对于武士阶层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修行。

过去的日本人认为，只有英勇善战的人才配得上鲜花。日本茶室里都有一个“床之间”，那是茶室里格局最高的地方。“床之间”比榻榻米要高出一点，墙上挂着挂轴，地上摆放着时令的鲜花，只有一家之长和权贵的客人才可以坐在“床之间”的前面，因为鲜花要和强者相互衬托，只有强者才配得上鲜花。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是“三雅道”的一大转折点，由于教育转向，人们的传统意识也发生改变，插花变成了女性文化，而男性只可以修建一下园林摆弄一下盆栽，茶道也变成了酒文化，用以酒代客替代了以茶代客，甚至宣扬能喝酒的男人才像个男人。

其实我觉得，对于鲜花的热爱，就是对于美、对于生物、对于天地万灵的热爱，是高贵的天性，不应该刻意隐藏。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永远的好奇心、观察力和想象力，努力培养自己的行动力和表现力。

花艺设计上没有所谓的正统与邪路

《日本新华侨报》：您作为花艺设计大师，利用镜子进行创作的花艺空间设计为人津津乐道，对常规材料的非常规使用也往往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曾得到过美智子皇后的称赞。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将东方风骨与西方技法相结合又进一步独辟蹊径的呢？

川崎景太：我不是日本花道的传承人，而是一名花艺设计师。花艺设计是从欧美国家传入日本的，在日本发展壮大只有50多年的时间，是一种新的文化。花艺与花道最大的不同，就是花道形成了以池坊流为首的“家元”制组织，目前有300多个流派，各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有的重视传统，有的崇尚前卫，都在努力将拥有漫长发展史的花道融入当下的时代。与花道相比，花艺设计在东洋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因此不受制约和约束，在表现形式上比较自由。但无论是花艺设计还是花道，大家热爱植物的心是共通的。

西方的茶杯是有把手的，而东方的茶碗则没有把手。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和感性上的不同。西方怕茶水烫手，所以要有把手才行，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而东方呢，则更喜欢用两只手来捧着茶碗，感受茶水的温度，是拥抱自然，与自然共存的表现。再比如说同样是锯木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把锯子向着自己身体的方向拉，用拉回来的力量来锯木头，而欧美则是往前刺，用刺出去的力量锯木头。再比较东西方的园林设计，西方的庭园设计讲究的是对称美，将树木修剪成左右一致的形状，而东方的庭园，则是利用树木自然的生长趋势，修建成非对称的侘寂之美。所以在花艺传入日本后，我会自由地进行创作，让它可以渗透到东方人的生活。

在花艺设计上，没有所谓的正统与邪路。比如说，我会把自己心爱的鞋子变成一个花器，在里面插入鲜花。有一个朋友看到了就说，“这种花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不叫花艺，这么做简直太奇怪了。”于是我就对他说：“鲜花离开了大地，想去感受不一样的世界，但是它没有脚，不能自己去银座，也不能去北海道，所以呢，我把自己喜欢的鞋子借给它穿，让它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的朋友恍然大悟，“景太，我懂了，在你的心里，花也是有生命的，你是一个内心温柔的花艺师。我也要把鞋子借给鲜花。”

所以你看，什么是正统又什么是邪路呢？只要你在花艺设计中输入了思想，放入了真心，就能够让鲜花开出自己的故事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枯萎不过是美丽的轮回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闻名全球的花艺设计大师、日本花艺界的旗手，您希望通过花艺设计为时代、为社会传递怎样的讯息呢？

川崎景太：花不是物品，是有生命的。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是向自然学来的，所以，我想通过花作为媒介向自然报恩。

眼下的这个时代，日本的家庭构成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从前是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三代同居的大家庭，亲戚朋友们也都住在附近。现如今，家庭的规模越变越小，家庭成员也越来越少，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缺乏交流，甚至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我管这叫“平成的孤独时代”。

院子的空地上有一棵枯萎了的狗尾草，有的年轻人看见了，会想去拔掉它，而我则觉得它很美，枯萎不过是美丽的轮回。人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富有生机与活力，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活力在逐渐衰退，但是经验和智慧都在增多。

年轻人懂得借助老年人的智慧，多向老年人学习，老年人也愿意跟年轻人接触，被年轻人的活力所感染，这是我心中的理想社会。所以我在作品里，经常会将枯萎的植物和新鲜的植物相组合，枯萎的植物有一种成熟的美，新鲜的植物有一种蓬勃的活力，两种植物互相依偎、互相尊重，就能构筑一种新的美感。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枯萎的生命和年轻的生命可以和谐相处，这样人类才不会孤单。我们都年轻过，也都终将老去。

教授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日本新华侨报》：您和您的中国人弟子王玉芒共同参与了很多大型花艺活动，包括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大型晚宴做花艺设计等。到目前为止，您去过几次中国？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川崎景太：我去过很多次中国，比如北京、上海、苏州、广州、香港等大城市，也认识了很多热爱鲜花、热爱花艺设计的中国人，能超越语言的障碍，跟大家共同分享美与艺术，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这些都让我认识到，热爱文化之心是不分国界的。

曾经，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在对美的创造与理解上，日中两国也有很多共通之处。

我一直都强调，教授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不太喜欢大家叫我老师，我和我的弟子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关系。王玉芒是位非常优秀的花艺设计师。她思想独立，持续学习，不断进取，这点和日本的很多女性都不一样，尽管现在社会上日本女性的立场、存在感和发言权越来越强。我注意到，中国女性在举办花艺展览时，她们当中有很多人的丈夫会到现场帮忙搬运花盆，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日本男性学习的地方。

我希望今后也能致力于促进日中两国花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为日中两国所有热爱花文化的人提供更多的彼此学习、时常切磋的机会，促进大家相互理解、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