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这一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是中国清王朝“百日维新”120周年。这一年，还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是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40周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日本40周年。

在此时刻，回望日本明治维新，自有意义。解析教育对明治维新以及对日本和中国的影响，都算是独特视角。近日，围绕着这个话题，《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新华侨报》联袂采访了担任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等所大学教授的原日本文部科学省副大臣铃木宽先生。

基础教育普及率事关国家发展

《日本新华侨报》：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曾遭受到欧美列强的侵袭。结果，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道路；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则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中日两国在欧美列强侵袭下的不同表现？

铃木宽：是啊，当时日本也曾面临许多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但是，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深入研究了中英鸦片战争中，研究欧美列强是如何对付中国的。从这个层面来谈，日本为了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做了充分准备。

当时，江户幕府的德川家支持法国势力，而萨摩藩、长州藩支持英国势力，导致整个国家分为法国派和英国派。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领导者们正是汲取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教训，才深刻认识到国家绝不可分裂，否则英国和法国就会趁机入侵而瓜分日本。有了这种认识，日本的分裂状态才能以对江户的“无血开城”的形式终结，并通过明治维新将日本重新凝聚起来。

中国的清王朝本应转变为新兴近代国家，但最终只能称其为一个非常前近代的王朝。日本和清朝在近代化路线上是有巨大差距的。尤其是在孙中山活跃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向近代化迈进。然而，明治维新凭借富国强兵的政策让日本走上了彻底的近代化、工业化以及普及西方近代教育的道路。

回过头来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也曾通过良好的教育培养出来过不少精英。但是，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的之所以不同，与农民百姓是否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有关。江户时代，日本全国有几千所有“寺子屋”（私塾），国民识字率在世界上最高。在明治维新巨变中，农民出身的“奇兵队”能够推翻武士阶层，能够成为明治维新的导火索，也证明他们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明治维新后过后30年的1900年，日本基础教育普及率达到90%。说到教育的发展，通常起步于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则是一个例外。明治2年（1869年），日本就引进了学校制度；戊辰战争时，京都就已经出现了新式学校。我认为日本能够做到这些，要归功于明治时期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们将教育视作国家的重中之重。

因此，一个国家不论是在“发展中”阶段还是“发达”阶段，都要尽可能地将基础教育普及程度推近至100%。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福泽谕吉的“实学”

《日本新华侨报》：您如何评价明治维新和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联系？

铃木宽：美国“黑船”是在1853年驶入江户湾的。“黑船”所代表的是能够廉价且高效地生产大量钢铁的工业社会。伴随着“黑船”的到来，工业文明活生生地逼近日本人眼前。

由于当时的政府重镇靠近江户湾，萨摩藩和长州藩也都败阵于欧美国家的大炮，整个日本社会下至农民上至统治阶级都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和欧美国家在大炮生产方面、钢铁生产力和加工力方面的差距。差距所带来的恐惧感让日本开始反省自身，积极推进工业化。

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在年轻时就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差距。吉田松阴曾带领弟子尝试搭乘美国“黑船”偷渡海外，他的学生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工业国家的强大。因此，明治政府成立后便迅速派遣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考察。

今年是中国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40周年纪念。邓小平到访后，了解了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搭乘新干线，访问松下电器、日产汽车、新日铁等著名企业，回到中国后便推动实施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与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倡导的“实学”也有相似之处。

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斗争也曾经围绕政治体制、宪法、自由民权运动等问题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切切实实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福泽谕吉本人倡导英国形式的民族主义，同时又保持了良好的平衡，没有过度深入到政治层面，反倒是不断推动工业的发展。庆应义塾大学里福泽谕吉的学生们也秉持着“实学”精神，不断振兴国家工业。

邓小平先生讲过“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句话，给那个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画上了休止符。邓小平先生思想非常关键、非常正确的一点就是，在引入科学文明之后，首先要让民众的生活在物质层面富裕起来。

 日本即将结束近代化步入第三时代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刚刚在对谈中回顾了明治维新至今的这150年的日本近现代化发展历程。那么，您对日本的未来有何展望呢？

铃木宽：我认为，以二战为分水岭，可以把过去的150年划分为两个时代：第一时代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开始的70年左右；第二时代是二战结束到现在的70年左右。进入2020年之后，日本即将迎来第三时代。

日本现在处于构想下一个时代的重要历史阶段，需要重新审视过去150年历史并构想今后的100到150年。日本近代化仅有150年历史，但英美国家的近代化经过了大约250年时间。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全世界即将迎来一个250年来未曾有过的新时代，我称之为“近代毕业”的时代。

在第一时代，日本完成了“富国强兵”。在第二时代，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第三时代即将开始，这意味着日本即将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毕业”，同时国际社会正在对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明治时期，“富国强兵”就等同于幸福。在战后，经济发展就等同于幸福。在即将到来的第三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并围绕它来创造价值。

今后的70年乃至100年，哲学会以新的价值观为核心再次构筑。经济持续发展固然重要，价值观创造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把英国、法国、美国当作了模板。但是，“近代毕业”后的世界历史是一张白纸，日本也没有模板可以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是课题先进国家，日本应当承担与世界各国携手开创新历史的责任。

《日本新华侨报》：在即将开始的第三个时代，日本面临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准备？

铃木宽：现在的时代是一个“VUCA时代”(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在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加深的时代，人们只能看到身后的道路。身后的道路是如何走得更快，眼前的道路却是有关向右走、向左走还是向前走。我们必须在重重迷雾当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包括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前辈，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成长起来的人，要转变人们的价值观是比较困难的。所谓的“近代毕业”，某种意义上也要让这些人“毕业”。

不论是明治维新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是由年轻人书写的。今后的历史，也要由现在的年轻人创造。我们应当尽量支持年轻人的想法和实践，教育和培养年轻人，让他们自由成长，允许他们无畏错误，大胆尝试。

三十年后中国人将陆续登上诺贝尔领奖台

《日本新华侨报》：截至2018年，日本已经有2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坦白的说，中国人看到这种景象心有不甘。您认为中国今后是否也能像日本一样，有众多的人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呢？

铃木宽：首先，中国现在不必为诺奖获得者人数少而感到不甘心。我推测，再过30年，中国也会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据我观察，进入2000年后，中国对于科研的投入显著增加，2010年以后，中国科研投入在质的方面更有显著提升。今年是2018年，不论是量还是质，中国对科研的投入都日趋完善。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一般是科研人员在30岁到40岁时所做的研究，要到70岁到80岁左右才能获奖。按照这个规律推算，中国年轻的科研人员会从2020年左右开始凸显成绩。我相信，再经过20至30年，中国的科研人员会陆续站到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