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丰
在不少中国人眼中,研究天皇制、国家神道等的日本学者,大都是思想右倾、意识保守的学者,或者说是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而事实并非如此。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中岛三千男,就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天皇制、国家神道等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专家。与此同时,中岛校长也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至今仍担任神奈川县日中友协副会长。在中日关系紧张的特殊历史时期,像中岛校长这种友好人士,为维护中日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精英教育”充斥各国教育界的当今,中岛校长提出了“培养优秀的中等人才同等重要”的观点,体现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本质,让人耳目一新。2013年2月25日,记者来到神奈川大学,听中岛校长谈他对教育、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建议。
培养中等人才做中流砥柱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大学教育逐渐进入了国际化时代。作为校长,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有什么看法或主张?
中岛三千男:从成为神奈川大学校长的那一天,我就明确主张,神奈川大学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质的中等人才,来做社会的中流砥柱。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对顶尖人才的培养。但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或者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同样离不开更多的中等人才做支撑。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再进一步地说,日本社会里普遍存在一种“随大流”的倾向,个人的思想、立场容易受大方向的影响,动摇得比较厉害。比如说在近代,有人号召打仗,大家也就盲目地赞成战争;在眼下,有人主张政权更迭,大家又都随波逐流地把票都投给了自民党,就和几年前由自民党换成民主党的时候一样。我对日本这种“随大流”的只注重眼前利益的民族性表示担忧。
我主张要培养出更多的优质的中等人才,就是希望他们能做中流砥柱,能做具有长远的历史观和客观的分析能力的绝大多数。这是我六年来一贯坚持的目标。我认为,如果不培养出一大批优质的中等人才的话,日本社会很可能就会变得危险。
大学教育就是要支援学生的“成长力”
《日本新华侨报》:在我来贵校的途中,看到车站有贵校的广告,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成长力”。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如何培养学生的“成长力”吗?
中岛三千男:在日本,一般大城市里的孩子们,可能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接受考试。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高中,再到大学,这些孩子们在进入神奈川大学前,最起码也要经历三至四次的升学考试。但事实上,初中的成绩也好,高考的成绩也好,这些都不能左右一个人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成绩,也与其进入社会后所能发挥的能力没有直接关系。进入大学后的四年,实际上是在为出社会后能一决胜负做准备的四年。
神奈川大学的知名度毕竟不像东大、京大那样,在日本是属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大学,因此考入我校的学生们也就容易形成一个固定概念,认为自己也就这么个水平,也就这么些能力了。
但在我看来,年轻的学生们拥有无可估量的潜力,不管什么样的学生,他们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跟他们说,进入大学以后要与好的老师交往,与优秀的指导者同行,要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通过“撞击”来激发智慧的火花。与此同时,我也要求老师们尽可能地多和学生们进行交流,进行思想撞击,争取撞出智慧的火花,让学生们认识到原来自己拥有无限的潜力,从而让他们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度过四年充实的大学生活。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注重培养学生的“成长力”。所谓的大学教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支持、支援学生们的成长能力。
日中两国间大学交流是良性刺激
《日本新华侨报》:据我们了解,神奈川大学与中国的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您本人也曾在清华大学进行过演讲。在您看来,中日两国间的大学交流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在哪里?
中岛三千男:日中两国间的大学交流,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我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现象,许多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在我们学校都选择进中国学科。既然是来日本了,为什么不去选择学习日本的经济或法律呢?为什么要选择在日本学习中国相关的东西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发现,这些学生选择进入中国学科,是因为在这里能够查阅到一些在中国早已流失了的汉文典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中两国间的大学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上个世纪8、90年代,我曾去过中国的浙江大学、上海大学等考察,那时看到的情景至今都记忆犹新。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生们几乎都住学校宿舍,每天清晨我都能在大学校园里看到晨读的学生的身影,听到自习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这在日本的大学校园里是无法想象的。看到他们,我就感到,这样下去,日本早晚是会被中国赶超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学生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光芒。
眼下,中国富裕起来了。在中国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大学生当中,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到我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们,单从外表来看,已经和日本学生区分不出来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留学生还是在认真学习的。有这么多勤奋努力的中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对于我们的教师队伍是一种良好的刺激,他们的学习量和知识量,对于这里的日本学生也是一个良好的刺激。
我再举两个例子,我之前去过越南的胡志明大学,在当地的宾馆里遇到了一位中国年轻人。当时我正在抽烟,他问我“能借个火吗?”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在知道我是日本人后,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现在上海工作,曾经在东京的日本公司里上过班。他说,“我在日本学到了很多东西,公司同事非常地照顾我”,说完还按照日本的礼节向我鞠躬。那个时候,恰好就是日中两国因为岛屿问题出现摩擦的时候。如果他当时冲着我说“你这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说实话我也不会惊讶的。但是这个中国年轻人并没有这么做。我认为,这正是因为他来过日本,接触过日本人,清楚日本社会。在岛屿问题发生后,我也很担心那些从中国来我校的交换留学生。我问他们:“因为领土问题,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一些日本人的白眼?”他们都说没有,而且说日本人很亲切,同学们也经常照顾他们。这两个例子都显示了日中两国间进行交流的必要性。
日本人更慎重中国人更宽容
《日本新华侨报》: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这也是影响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您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今后应该如何解决?
中岛三千男:对此,我曾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主张“日本人应该更慎重,中国人应该更宽容”。
为什么说日本人应该更慎重呢?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够认真地再学习一遍近代史。如今,依旧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怎么中国到现在都还在批判过去侵略中国的事?”对于这样一部分日本人,我不禁要反问,为什么日本人到现在都还铭记着被美国投下原子弹的事?在日本,美国投下原子弹的事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是为什么?无非是因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对自己受苦受难的历史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原点,无非就是受苦受难的过去。因为经历了苦难,所以人们想要谋求发展,强壮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受苦受难的过去是什么?自然是被日本人侵略、迫害的历史。中国人铭记这段历史,并持续告诉下一代,以史为鉴,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对此,日本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慎重行动。我看到过一则新闻报道,说是在中国黑龙江的方正县,那里有当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日本人树立的墓碑。但是,现在有的日本人不懂得感恩,还得寸进尺,居然跑到那里树立了满蒙开拓团的纪念碑。这就是一种非常不慎重的态度。
为什么说希望中国人更宽容呢?具体的说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多了解日本在战后的成长过程。现在虽然出现了像安倍晋三这样的要把日本自卫队换成“国防军”的首相,但改变日本的和平宪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在经历了那场战争后,日本国民都认识到,绝对不能再有战争了,要始终贯彻和平主义。的确,在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稳的潮流,但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都拥护和平,拒绝战争。比如说,日本国民对驻日美军配置“鱼鹰”就进行着非常激烈的反对运动。配置这样的直升机,就是把中国放在了射程圈内。尽管表面上说是针对北朝鲜的,但事实上明白人都能看得出,这是基于美国的亚洲战略需要配置的。配置“鱼鹰”,对于中国来说,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大家也很反对驻日美军这样做。
也许还有不少中国人认为,日本社会里依旧蔓延着想要挑起战争的军国主义思想。我想,这可能是日本发出的信息出了问题,日本社会里的和平主义精神才是主流,日本人再也不要战争。
日本指责中国源于没有自信
《日本新华侨报》:自去年以来,中日关系开始进入紧张局势。甚至有言论认为,目前是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最为严峻的阶段。作为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岛三千男:日中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一直到近代,日本都是从中华文明当中汲取营养,学习借鉴,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日本文化。必须承认,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发展起来,离不开明治时代以前的来源于中国的各种文化和社会体制。
日本在实现了现代化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欧美国家。由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比较快,所以日本对诸如中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表现出一种鄙视的情绪。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发展强大,虽然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中华帝国”的那种状态,但并不排除中国有一天会取代美国。为此,当下就有一些日本人,在不明白自己曾经鄙视过的中国为什么会超过日本的同时产生自卑意识。正是这种自卑意识作祟,才会有人主张“抑制”中国。
我常常想,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高速发展,可能日本人现在还依然在说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水墨画,喜欢中国的汉诗,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对待中国。现在,中国经济一下子发展了,平稳的心情被“破坏”了,他们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嫉妒中国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他们挑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行,也包括领土问题。我认为这是日本人对自己失去信心的表现。
都说最近的20年是日本“失去的2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即使中国成为大国,日本也应该以不输给中国的心态和气势在各方面做出努力。没有这种自信的人才会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行。
(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