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 丰
江户时代,也就是几乎与中国清代相同的时代,日本的很多寺院里都有“寺子屋”,也就是教孩子们读书的地方。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全国约有1万5千个“寺子屋”,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就学率和识字率。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消灭文盲运动,命名为“世界寺子屋运动”(World Terakoya Movement)。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导入了西方的学年制,“寺子屋”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寺院办校搞教育的传统,却依旧在日本得到了传承。日本武藏野大学,就是这样一所以佛教精神为根本,进行人格教育的大学。2013年6月25日,记者走进武藏野大学有明学园,对该校校长寺崎修进行专访。
在救济医院旧址上建立起的大学
《日本新华侨报》:刚才走在校园内,我看到一块“圣语板”,上面写的好像是佛教教义。作为日本净土真宗的大学,武藏野大学具有哪些特色呢?或是说,与其他的日本大学有什么不同?
寺崎修:武藏野大学创建于1924年。1923年9月,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为救济当时的灾民,日本红十字会在筑地本愿寺境内租借下一片土地,建立了临时医院。在救死扶伤工作告一段落后,以东京大学的高楠顺次郎教授为中心,利用临时医院的建筑,成立了武藏野大学的前身——武藏野女子学院。后来,自亲鸾圣人以来,一直世袭做本愿寺门主的大谷家,将自己名下的3万坪面积的土地提供给了学校。
直到1998年,武藏野大学还是一个只有日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女子大学。具有先见之明的经营者们,预测到今后将迎来一个少子化时代,于是15年间又创设了7个专业,改为男女同校的综合性大学。伴随着学校的发展,2012年又在东京的有明地区增设了一个分校园。武藏野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在传承与变革中不断壮大的具有一定历史的大学。
除了我们武藏野大学外,京都的龙谷大学、京都女子大学、九州的筑紫女学园等,也都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开设的大学。
在开设专业上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
《日本新华侨报》:据日媒报道,如今日本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正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而武藏野大学却决定从2014年开始将从前的政治经济学部发展成两个学部——法学部和经济学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期迎风而上呢?
寺崎修: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在最近10年间,日本各大学都如雨后春笋般开设起国际交流学部等。但是很少有大学开设经济学部和法学部这样正统的学部。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校就邀请到多位日本著名的法学教授,进行正统的法学、经济学、经营学教育和研究。
其次,每年报考我校政治经济学部的学生都很多,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完善学部建设,也有必要将这个学部分开。
最后,在过去的15年间,我校在开设学部时一直重视特色化,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
日本现在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似乎对政治不太关心,作为研究日本政治史、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您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怎么看呢?
寺崎修:无论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学校,政治学都是必要的学问。我认为,年轻人应该通过学习英国政治家约翰•洛克和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的古典理论,为自己打下坚持的理论基础,然后再进行独立思考。而搞政治的人,就更应该学习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理论系统。可现在的日本政界人物,几乎都没有基本的、系统的理论知识,但却敢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严格地说来,他们只能被叫作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但话说回来,就连明治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所提倡的政治理念,都过了130多年也还没能实现。比如福泽谕吉主张的必须尽早实现“地方分权”和采用英国式的议院内阁制等。在1881年,无论是大隈重信,还是伊藤博文、井上馨,都和福泽谕吉同一意见,认为应该采用英国式的议院内阁制。但最后却突然变成了德国式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又改为英国式的议院内阁制。再比如福泽谕吉主张的应该建立两大政党制,进行健全的政权交替。今天的日本不也没能实现吗?
从我们大学走出去的毕业生,必然会努力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领袖型人物。所以就更有必要系统、牢固地学习基础的政治学、法学知识。
为此,我校在成立法学部时,就定下这样一个目标,要超越现有的法学教育和政治学教育,将知识同现实社会相结合,重视实际运用。比如说,为了考过司法考试,就必须掌握很多关于宪法和刑法方面的知识。但进入社会生活和工作,最需要的其实还是民法。
能进入我校的留学生都是佼佼者
《日本新华侨报》:如今,日本各大学都在积极接收外国留学生。武藏野大学在接收中国留学生以及与中国的大学间交流方面有哪些成果?
寺崎修:我校现有留学生400多名。在我就任校长前,就预见到全球化的到来,因此从很早开始就重视日语教育,并且和全球很多国家的日语教师都保持着频繁的教学交流。
现在我校和中国海洋大学(原名青岛海洋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七所大学都顶立了交流协议。天津外国语大学在日语教育上非常下功夫。该校校长修刚还是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我们这两所学校无论是教师间交流,还是学生间交流,都非常地活跃。
除此之外,我校和中国佛学相关专业的师生也进行着多样的交流。从前,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博士生,希望能到我校的中国佛教研究专家西本照真教授的门下学习。虽然那时我校和中国人民大学之间还没有缔结交流协议,但该大学为了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主动提出要和我校缔结研究合作协议,进行留学生交流。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所真正为学生着想的大学。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如今,有不少日本私立大学为了确保生源,尽可能地多接收外国留学生。但我校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大学不同,我们只接收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我校还要求留学生在毕业时,必须掌握除母语外的其他两门外语。这样对他们的未来就业非常有利。
眼下,我校的全球化交流学部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外国留学生。能够在我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都是留学生当中的佼佼者。
梦想走遍全中国的文物博物馆
《日本新华侨报》:眼下,日中两国的关系还处在紧张状态。您认为今后应该如何改善呢?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寺崎修:福泽谕吉有句话,叫作“独立而不孤立”。发展日中关系,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把焦点放在外交问题上。过分关注外交问题,就只会激发日中两国对彼此的怒气,而且使得两国国民之间的愤怒情绪也在剧增。我认为这样很不好。日中两国应该坐下来耐心地进行意见交换,从长远着眼,不要只顾眼前的短期利益。
我曾带着家人去过三次中国,分别是到西安、洛阳、敦煌旅游。虽然中国的大都市繁华而富有魅力,但是我更倾心于中国的历史遗迹,尤其喜欢中国各朝代的铜镜。我的梦想,就是能走遍全中国的文物博物馆。
我们全家都喜欢旅游。我儿子跟随我去过很多海外国家。但他说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中国。中国的敦煌是他去过的所有地方当中最为美丽的。
(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