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丰

日本参议院议员、“体育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猪木宽至幼年丧父，二战后全家为谋生不得不移民巴西当苦力。身高接近190的他，利用先天优势参加田径运动，被恰好在巴西比赛的日本职业摔角之父——力道山看中，收为弟子，带回日本发展。由此开启了安东尼奥•猪木的人生第二幕。

先后挑战了世界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极真空手道高手威利·威廉斯等格斗界泰斗后，猪木的名气达到了巅峰。此后，46岁的他改变方向，投身政治，完成了从职业摔角手、异种格斗家到国会议员的华丽变身。

2013年11月1日，猪木宽至从羽田机场出发，开始为期七天的访问朝鲜活动。11月4日，猪木宣布在朝鲜平壤开设“体育和平交流协会”事务所；11月6日，朝鲜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张成泽、朝鲜劳动党中央副部长金成男、朝日友好协会秘书长马哲洙等高层领导人与猪木会晤。

目前，日本政府正对朝鲜实行制裁，要求公民不要前往朝鲜。然而身为国会议员的猪木宽至，却在未获国会允许的情况下坚持访朝。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记者在猪木启程访朝前对他做的独家专访，或许会让大家了解一些背后的故事。

做日本政府无法做的事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维新会的共同代表，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都是日本政坛的著名“鹰派”代表。石原慎太郎，更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国有化”事件的始作俑者。作为日本维新会的所属的国会议员，你自身的外交立场是什么？

猪木宽至：我从一开始做国会议员时，就坚持走自己独树一帜的“体育外交”路线，并且多次参加过朝鲜的体育活动。

说实话，我认为日本维新会在外交方面没有明确的理念与建树。石原代表在外交上比较强硬，而桥下代表从没就外交问题发表过什么深入的见解。日本维新会今后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谁也不清楚。

尽管日本维新会智囊团里也有外交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毕竟不是执政党，说了不算。目前在外交问题上，日本维新会也只能遵循日本自民党的主张进行活动。

就个人来说，我在朝鲜等其他国家都有我独自的人脉，因此能办成一些日本政府都办不到的事情。就像在选举演讲中我说过的那样，我要进行自己的“猪木外交”。现在，我也坚持通过体育交流发展外交。

一味指责朝方不利于解决拉致问题

《日本新华侨报》：我了解到，你曾多次出访朝鲜，进行体育外交，而且日本国内也非常期待你能在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上发挥作用。现在，日朝关系异常紧张，安倍政权甚至为朝鲜弹道导弹来袭准备了多种防御方案。你对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日朝关系怎么看？

猪木宽至：在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日本政府设立了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和绑架问题对策本部。我相信，只要他们努力工作，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或突破。如果我插一脚进去，反而会妨碍他们的工作，切断他们好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政府人脉。

在我看来，要想解决绑架问题，唯有日朝两国多进行交流、磋商。朝鲜在绑架问题上，的确像道歉时说的一样，做了不对的事情。但光是争取到朝鲜的正式道歉还不够，在接受道歉后该如何行动，恰恰是日本政府欠考虑的地方。日本不能一味地站在正义的角度去指责朝方，这样是谈不下去的。可目前，日本是彻彻底底的把“恶人”的标签贴到了朝鲜身上。

现在我只要在日本说出“朝鲜”这两个字，就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积极地、正面的效果。尽管如此，我也要努力传达事实，不然日本就真的会成为“外交白痴”，日本人也会成为“世界的孤儿”。

能源问题背后牵扯到日本权力结构

《日本新华侨报》：2011年的“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国民开始关心核电问题以及太阳光发电等新能源措施。福岛第一核电站在最近两年内多次发生泄漏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不安。你对日本政府的能源政策有什么想法？

猪木宽至：如果不是那场在菅直人首相执政时期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恐怕日本至今都在讴歌核电的“绝对安全性”。

我认为，既然日本核电的安全神话已经被打破，政府就应该有计划的逐步将核电站关闭。哪怕眼下不能立即关闭，也要给关闭、给实现“零核电”制定一个具体的截止期限。以上我说的，是日本维新会的能源政策方针，我对此持相同意见。

现在的问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围绕核电站的谎言太多。比如说关闭了核电站，日本的经济和国民生活就不能正常进行等。但事实上，今年夏天核电站暂时停止，并没有对日本国民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日本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能源问题背后，还牵扯到太多利益性的东西。

一是能够取代核电的可再生能源还没确定。太阳光发电和风车发电都挺好的，就是存在发电规模小而成本高的问题。对于日本来说，我认为目前最有利的就是地热发电。从地表向下大约2千米处钻洞，收集涌出钻孔的蒸气就能得到电能，而且一天24小时稳定发电。成本也比较低，发电量约在核电的十分之一左右。

我所希望的，就是能有这样一种不牵涉权力结构的，不需要太大成本的新的能源来代替核电。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人关注地热发电。

希望日政府尽快援助中国治理污染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中国被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和水污染问题所困扰。我了解到，你长期以来积极、热心地参与环境保护问题，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具体是如何做的呢？你认为日本有那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猪木宽至：我从很早就参与环保活动，特别是对水资源的保护。现在，全球很多地方的湖泊都在日渐消失。

我每去一次中国，就感觉大气污染又严重了一些。1990年，我到哈尔滨参加比赛，当时马路上的汽车就很多，尾气排放很厉害。那时我就想过，中国的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一天可能要像日本一样面临大气污染问题。

福冈市市长高岛宗一郎和我关系很好。他曾公开表示，即便是用到福冈市的财政预算，他也要支援中国治理大气污染。但他的发言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气污染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课题，而是全球规模的课题。日本有很多能够有效治理大气污染的技术，我希望日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也能通过ODA（日元政府贷款制度）支援中国。日本政府在中国有很多ODA支援项目，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民都不知道。希望日本能尽快地协助中国。哪怕只是治理汽车尾气这一项，也能减少至少三分之一的污染源。

眼下，正是中国该把钱用于环境问题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优先环境预算，而不是优先军事预算。虽然日中两国有领土纷争问题，但我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做出努力，让日中关系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让日中关系恢复到战前状态。我不想看到日中两国在战后为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而付出的努力都白费了。希望日中两国能够尽快开展公开性的，大大方方的对话。

要在中国培养大批职业摔角人才

《日本新华侨报》：2007年，你在日本创立了职业摔跤团体“IGF”（Inoki Genome Federation），2012年，你又在中国成立了新团体“上海爱武”，还透露想挖掘中国的摔跤选手和柔道选手，培养他们成为职业摔角手，让他们的潜力和能力再放光彩。为何考虑到要把职业摔角发展到中国呢？

猪木宽至：现在，职业摔角选手不但可以在赛台上为粉丝带去感动，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和大家互动，给大家带去欢乐。我的恩师力道山在将职业摔角带到日本时，就是通过上电视，让几乎九成的日本国民都为之狂热。

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职业摔角选手，在中国哈尔滨参加过比赛。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职业摔角也是很感兴趣的。为此，“上海爱武”今后会定期在中国的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举办摔角比赛。我相信在中国也能培养出一大批风靡全国的职业摔角人才，带动全国摔角热潮。

日本应用更广视角与中国交流

《日本新华侨报》：在日本，你是众所皆知的带着红围巾的“斗魂”王者。身为参议员，你认为日本国会是否也燃烧着“斗魂”？日媒有评论称，如今的中日关系走进了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状态，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突破？

猪木宽至：在我看来，现在的日本政治家都太没个性了，参议员也好、众议员也好，都没有区别。我认为，参议员还应该更加发挥个性，别成为众议员的“复印件”。

现在的众议员们，天天想得就是搞选举，拿选票。一到周末就往自己的选区跑，这样哪能踏踏实实的搞工作啊。安倍政权如今也在努力进行国会改革，减轻首相负担，让大臣和议员发挥起作用。

现在，安倍首相把外交放在了首位。我也希望他能尽快和中国进行沟通。虽然日中在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等问题上有摩擦，但日本应该以更广的视角推进交流。不然，日本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骑摩托车穿越丝绸之路至今难忘

《日本新华侨报》：你去过中国很多次了，对中国人有什么印象呢？

猪木宽至：去过很多次了，没有100次也有80次了。第一次去是在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的4年后，也就是1976年。当时的北京机场还很小。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的那个夏天。我和150多名日本年轻人一起，用了一周时间，从乌鲁木齐开摩托车跑到嘉峪关。当时的丝绸之路上没有加油站，都是中国的军人给我们送水、送油，这让我很是感动。沿途还有很多当地民众对我们表示了欢迎。到达嘉峪关后，我们有幸看到了很多民间艺术家的现场表演，比如剪纸艺术等。当地的市长还准备了晚餐会招待我们，用白酒干杯。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依然请猪木宽至议员题字并合影留念。或许因为是“明星议员”，他有自己专门签字的用笔。合影留念的时候，他的女秘书快步上前，手脚麻利地拍摄，说是下一场活动就要开始了，车在楼下等着呢。“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摄影：本报记者 原田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