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 丰

2013年11月1日，在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一位年轻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向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质询时，引用2013年第11期日语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的总编专访内容，指出：“眼下最为关键的是要考虑对于日中两国国民来说，怎样做才是最好的。尽管各自外交立场不同，但作为政治家，大臣和首相都应该主动积极地去做工作。”

2014年，中国农历除夕的那天上午，《日本新华侨报》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记者，联袂采访了这位在日本国会质询引用《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内容的公明党籍众议院议员冈本三成先生。

青少年交流决定未来的日中关系

《日本新华侨报》：我了解到，日本公明党不定期地邀请中国青少年到日本国会与议员们交流恳谈，让中国未来的主人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了解日本。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的现在，你认为，坚持推进青少年交流的意义在哪里？

冈本三成：上个星期，我带着24位来自中国的青少年参观日本国会，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这24人里，最小的是小学生，最大的有20多岁。这是我的前辈、原参议院议员远藤乙彦策划的一次活动。

我认为，在日中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刻，坚持做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要做有助于尽快转变局面，缓和关系的事情；二是要做短期之内虽然不会见效，但能令5年、10年，乃至30年后的日中关系变好的事情。坚持推进与中国青少年的交流，就属于后一种事情。

邀请中国的青少年到日本，和日本的国会议员恳谈，或许对立即改善日中关系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只要这些青少年在大阪、京都观光时感到了快乐，在东京的日本国会里和我一起吃饭、交换意见时能有所收获，这就足够了。因为只要有这样的心情，他们或多或少地就会喜欢上日本。

同样，派出日本的青少年们到中国，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用自己的心去感受中国，他们也或多或少地会喜欢上中国。

当中国和日本的这些青少年，在10年、20年、30年后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和中流砥柱时，他们对彼此国家的感情，就将成为日中关系的基础。坚持推进青少年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于此。

其实，国与国的关系，就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如果两个人之间有意见对立或分歧，但对方是你的朋友，那么问题解决起来就很容易。如果对方不是你的朋友，那么问题就可能复杂化，甚至发展成更大的矛盾。

其实人，很多时候还是凭借个人喜好来判断、处理事物的。如果日中两国的年轻人对彼此的国家有好感，又当对方是朋友，那么他们在处理日中关系时就会更加积极和努力。

增税不会导致日本景气恶化

《日本新华侨报》：你在美国获得MBA学位后，供职于高盛集团，40岁就加入了董事会，是一个国际派的金融人才，现在又担任日本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委员。目前，日本正面临着消费税增长。以你的经验来看，日本经济能否有光明的前景？

冈本三成：探讨消费税增长对于日本经济来说究竟是利还是弊，这是评论家的工作。而政治家的工作，就是要拿出行动，来确保消费税增长不会对日本的景气产生负面影响。我知道这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不能因为有难度就不做，遇难则退的人没有做政治家的资格。

我个人认为，今后的日本景气还会继续变好，消费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会被控制到最小。虽然围绕着消费税增长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增税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增税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保障维持稳定，但是，这也是与中央银行携手恢复景气的必要手段。

让景气回复的最好的切入口，就是摆脱通货紧缩。而有能力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是日本的中央银行。为此，日本政府请求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缓和政策。但是日本政府不会具体指示中央银行怎样做，比如说把国债如何如何，或是把利息如何如何等，因为中央银行有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中央银行为了不让人觉得金融缓和是补充政府财政，也会要求日本政府保障财政的健全化，所以在此基础上，政府决定调高消费税。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是一对合作伙伴关系，都是为了让日本景气变好这一共同目的而携手努力。但政府不能进行金融缓和，所以要拜托中央银行来做，而中央银行不能决定增税，所以要拜托政府来做。

很多人都在说，消费税增长将冲击日本经济，让景气恶化。但凭我的经验来看，就算会让景气恶化，也是暂时性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首脑会谈不应过于看重成果主义

《日本新华侨报》：安倍政权是由日本公明党与日本自民党共同组成的联立政权。同为执政党的公明党，在对华政策上和自民党有哪些不同？作为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你认为，为改善日本和中国、韩国，以及和亚洲诸国间的关系，今后安倍政权应采取怎样的措施？

冈本三成：我也希望安倍首相能立即同习近平主席、朴槿惠总统举行首脑会谈，但这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日本已经向中韩两国都表示了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但遗憾的是，还没能得到回应。

有一部分议员认为，既然两国首脑见面，就一定要谈出个成果才行，不能保证成果的不如不见。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就算没有成果，两国首脑见面这件事本身就有价值。见一次不行的话，可以再见第二次，见两次也没谈出成果的话，可以再见第三次。做了但不出成果，也好过什么都没做。

比如日前，安倍首相在达沃斯论坛上，虽然没能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直接会谈，但是和韩国外务大臣等进行了交流。这虽然是很小的一步，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步。

对于日本来说，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都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日本公明党和日本自民党的对华政策，其实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政党的不同，所以具体的推进方式不同。

我们公明党作为执政党之一，会积极地肩负起改善日中、日韩关系的责任，充分利用过去30年来培养的人脉关系，弥补自民党力不能及的地方，站在推进日中、日韩友好的最前列，最终让这个联立政权能够在改善日中、日韩关系上有所作为。

坚决不让日中两国发生军事摩擦

《日本新华侨报》：今年，中日两国同时迎来了甲午年。1894年，也就是12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在中国历史、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都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现在，由于中日关系交恶，所以有推测认为，今年还会有场“甲午之战”。你对此怎么看？

冈本三成：推测日中两国间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有多大，那是评论家的工作。而政治家的工作，就是进行有效地管控，避免发生军事摩擦。

现在，日中两国在外交方面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民间人士和中国政治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尽快改善日中关系。

那么，为了避免发生军事摩擦，作为我们政治家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首先就要下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生军事摩擦的决心，紧密联系各个外交渠道，杜绝万分之一的可能，建立一个不会出现任何沟通误差的联系网，强化信息分享渠道。

据我所知，2013年12月，有1万4400名中国人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拿到了旅游签证，和201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三成。虽说2013年的日中关系不太好，但实际上访日的外国游客里有20%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人或日本人希望日中两国间发生军事摩擦，就连安倍首相和习主席也是一样。今后，我们公明党还会更多地邀请中国的艺术家、学生们访日，让大家了解日本，喜欢上日本。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遍，现在，不应该探讨日中两国会不会发生军事摩擦，而要下定决心，坚决不能让军事摩擦发生。

为日本国民乃至世界和平而服务

《日本新华侨报》：你有着丰富的海外经验，进入国会一年，就成为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和财务金融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是日本政坛的新生代力量。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转行做日本的国会议员？你认为成为国会议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冈本三成：因为我在高盛集团工作的那几年里，身边有很多弃商从政，或是说先商后政的人。比如录取我的那位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 Henry· Paulson先生，做了美国的财务长官，他的后任Jon ·Stevens·Corzine先生，做了新泽西州的州长，其他同事也有投身公共机构，在全世界做议员及中央银行总裁的。所以我自然就想，自己在高盛锻炼一段时间，积累一定经验后，也要去做一名为公众利益工作的人。

日本公明党内有县议会议员、市议会议员、町议会议员等地方议员共3000多名。在日本的政党里，只有公明党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基层力量。

那么国会议员和这些地方议员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两者都是为了提高日本国民生活质量而工作的，但是各有各的分工，各有各的守备范围。

我个人认为，国会议员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一是外交。而县议员、市议员、町议员的作用，则更贴近所在地区的国民生活。

我在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都工作过，在国际金融的世界摸爬滚打20多年，这样的经历和经验都能够为日本的外交和宏观经济政策贡献一定的力量。在我自己看来，从金融人士转行做特别国家公务员，是很自然的选择。

以前作为金融从业人员时，我为客户努力工作，今后我要为日本国民乃至世界和平而竭尽全力。

编后记：采访结束后，冈本三成一边翻看着最新一期的日语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一边告诉记者：“我每个月都会认真阅读这本杂志。这本杂志与其他杂志不同，它不仅仅是分析日中关系为什么不好，同时还能给出一个如何让日中关系变好的明确的方向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提出问题，更有解决问题的意识。这或许就是日语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的魅力吧，也可以说是一种办刊哲学。”

（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