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 丰

曾几何时，在日本媒体的滚动报道中，PM2.5（雾霾）和H7N9（禽流感）俨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的代名词。为什么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安全问题会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又为什么前车之鉴不足以阻挡后车之覆？近日，记者怀着这样的疑问，走入轻烟蔓芳草，微雨落樱花的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采访日本屈指可数的科学史家、“安全学”这个日语的创造者——村上阳一郎先生。

素质教育锻炼理解、交流能力

日本新华侨报：眼下，大学教育已经进入国际化时代。作为校长，您不断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素质教育能起到什么作用？

村上阳一郎：2012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曾发布文件，推行大学改革计划。这份文件提出要重视国际化交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际化人才。这个计划之前也推行过，但是最近政府又对此加大了力度。

我所主张的素质教育,主要是指对专业人才进行素质教育。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幼师专业，日本相应法律规定，学习幼师的人必须拿到一定学分并进行实习，考取了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但学生们为了考取资格证书，难免会把精力都集中到拿学分上。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我认为大学生们应该放宽视野，兼容并收，不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一处。

在日本，就连东京大学也是一样。比如说，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按规定必须履修三门理科进行六年的专业训练，考取了国家资格证书后才可以成为医生。这就令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只了解到一些跟医学相关的知识，个人能力被限制在专业领域里。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推荐。在美国，如果想进医学部，必须先在一般大学完成四年学业，拿到一定学分后才可以去学习医学。当然，美国的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从素质教育方面来讲，无论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在这方面都做得比日本要进步一些。

如果一个人只具备专业知识，而其他方面的知识面都比较窄的话，出社会后就一定会碰壁，遭受一些挫折。在考虑到这一点后，我就主张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如今，大学教育也迈入了国际化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国际化人才，必须有较好的理解能力，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在培养专业人才时，强调进行素质教育，正是希望学生们都能够具备这种理解能力。

除理解能力外，交流能力也很重要。比如说我校有一个国际交流学科，该学科的学生在四年大学生活中，至少有整整一年必须去英语圈的国家进行语学留学。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积累生活体验，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畅所欲言，这是国际交流学科的必修课程。

像上述这样，从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角度出发，锻炼大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也就是我所推行的素质教育。

环境污染成为国家发展必经之路

日本新华侨报：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发生过严重的大气污染，以至伦敦被称为“雾都”。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期内也面临严峻的公害问题，以至产生“四日市病”这样的哮喘病等。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PM2.5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估计以后印度也会遇到同样的环保问题。作为科学史家，您对这种“历史的重复”有什么看法？

村上阳一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虽然有英国的前车之鉴，但是日本在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上也还是走上了英国工业革命时的老路，牺牲了环境。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插曲。在20多年前，日本国际联合大学曾经举办过以重温日本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为主题的座谈会。与会者当中，有很多都是从亚洲各国专程赶来的专家、学者。

日本有一位专家在发言中说，日本在发展现代化、工业化的时候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希望其他亚洲国家不要重蹈覆辙，一定要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尽可能的避免破坏环境。你猜他说完这段话后大家是什么反应？那些亚洲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们不仅没有赞同他这句话，反而说我们来这里参加座谈会不是想听这些消极意见的，我们还有些“羡慕”你们的环境污染呢。

当然，他们所谓的“羡慕”，不是真的“羡慕”环境污染，而是急于发展现代化。从这个插曲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类如果不亲自经历一些事情，是不会深有感触的。甚至可以说，人类本来就是不善于从别人的失败中学习的。

话虽这样说，因为有英国和日本的前车之鉴，我相信后来的国家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在出台相关法律、相关对应措施的时候，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完全可以在问题严重化之前及时地做出判断。

安全问题多发源于缺乏专家

日本新华侨报：我了解到，您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写过很多关于安全学和安全问题的著作。为什么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呢？

村上阳一郎：首先，是缺乏安全学方面的专家。从全球范围来看，真正有安全学专家的国家并不多。我本身在研究安全学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增长率得到提高，科技技术取得进步，研发成果能够变多。他们更愿意在这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在企业看来，安全问题既是最基本的，同时又是最无关紧要的。只要现在是安全的就可以，只要现在没有问题就没必要再为此做出努力，没必要为了保证安全去雇佣一些专业人才。因此，我在呼吁企业加强安全学管理的时候，都会提醒他们，你们要考虑的是万一安全被破坏的时候，你们要蒙受多么大的损失。

在日本就是这样，如果想要企业重视安全学，首先你就得给他们提供一个方程式，计算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以及如果不投入将会面临多么大的风险和损失。就好像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一样，如果不是发生那样一次惨痛的事故，如果不是在经历了切身之痛的前提下，企业是很难重视安全学的。

再比如日本的航空公司，在最近的25年间，日本的航空公司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人身事故。但是在此之前，几乎可以说是平均每十年就出现一起人身事故。从日本航空公司过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在人身事故发生后，大家都会拼命地商讨和出台对应措施，设置安全管理室，雇佣安全学方面的优秀人才，并投入一定财力进行研究。但是上述的对应措施如果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大家就又会放松警惕意识，甚至会认为把那些优秀人才安置在安全管理室里是大材小用，不如调到技术开发室等等。可就在企业放送警惕意识后，一些重大事故就接踵而来。从经验上来看，上述的现象都是循环出现的。

像航空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出现事故，损失非常严重。但即使是这样的企业，在安全学方面都不免掉以轻心，又何况其他企业呢？

当然，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体制，每个企业也有每个企业不同的经营模式，无法一概而论。但是我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企业，都需要有一些能够时刻注意、积极对应的安全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日本“技术立国”从模仿到传播

日本新华侨报：就在不久前，我曾在广岛县江田岛上参观过旧日本海军兵学校，看到当年的日本海军主张过“技术立国”。现在，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以后，也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方针。在您看来，现在的“技术立国”和当年日本海军所主张的“技术立国”有什么异同？

村上阳一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富国强兵”的背景下，为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参考德国柏林大学创建了东京大学。在明治十年的时候，又参考法国创建了一个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工部大学。工部大学曾经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比如说日本第一位建筑学家、东京车站的设计师辰野金吾，日本宫廷建筑师、迎宾馆的设计者片山东熊等等。但是该大学只办了九年就关闭了，在明治十九年，也就是1886年，和东京大学工艺学系合并为工学系。

1886年的那个时段，能同时拥有工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等的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就只有东京大学这一个。在欧美国家看来，工学是属于技术学科，不是在大学里可以学到的东西。但就在那时，日本已经毫不犹豫地将工学系纳入了大学专业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之后日本又先后建立了很多国立大学，比如说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和大阪大学等，这些大学在建立初始就有工学系。这就是当时日本主张的“技术立国”，主要是学习欧美的先进技术。

但是，现在日本自民党政府主张的“技术立国”，是希望进一步推动、支援日本发展本国的产业技术，并将这些产业技术传播到国外，让日本成为真正的“技术大国”。就像日本的前首相菅直人，他也会在不同场合强调自己是工学系毕业，以此为荣。

这里说一个题外话，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菅直人就和我是近邻，中间只隔了三户人家。在做首相那段期间，他搬到首相官邸生活。现在为了照顾老父亲，又搬回来和父亲同住。房子是他父亲的。

和天皇夫妇有学术、音乐交流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了解到，您作为学者，和日本的美智子皇后有一定的交流。中国没有皇室，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想象民间人士同皇室之间是如何来往的。您能否举几个实例，给我们介绍一下同美智子皇后的交流。

村上阳一郎：明仁天皇及美智子皇后，和我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天皇的兴趣是研究生物学，如今的皇居里也有专用的研究室。大约是在5年前，瑞典召开国际生物学会议，明仁天皇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介绍日本的生物学研究史。那次天皇的发言稿是由我负责校正、修改的。除此之外，明仁天皇还常年坚持和日本各领域的学者进行意见交换，有公式交流也有非公式的。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过几次。

美智子皇后还在圣心女子大学就读时，就很喜欢弹钢琴，现在也坚持练习。而我的兴趣是拉大提琴。因此我和美智子皇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一起演奏过。比如说，在不久前，挪威驻日本大使馆曾举办过一次音乐交流会，邀请美智子皇后和专业的演奏家们，以及像我这种不专业的演奏者一起进行音乐交流。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会上，我们和美智子皇后一起为各国驻日本大使等演奏曲目。  

中国年轻人的使命感胜于日本

日本新华侨报：您在中国的北京人民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都曾做过特聘教授，请您谈谈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村上阳一郎：我最初去中国是在1995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全面发展起来，马路上看到的大多是自行车。   

在和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个人都活力充沛，对生活、对社会充满了热情。现在日本年轻人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社会的关注，没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看到日本年轻人在这方面表现越来越差，我很担忧。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年轻人在这方面就很积极，令人欣慰。

（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