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丰

“语言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历史性、感情性、空间性、伦理性的反映。如果能了解并使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人。因为学习一国语言的人会表现出这个国家的特性。”日本表现教育第一人、日本国语作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宫川俊彦这样说。

《国家主导型教育的得失与日本现代化》、《日本的本质——探索诸问题的根源》、《谢罪的文章术》、《用名作锻炼思考力》、《30年来欺凌、自杀现象的变与不变》、《内心世界崩溃的孩子们》、《丰富孩子们的语言》、《锻炼孩子头脑的5分钟作文》……采访之前，记者翻阅了宫川俊彦所长至今100多册著作中的几本专著，深感其涉猎之广、涉足之深。4月12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日本的国语教育有欠缺

日本新华侨报：在日本，作文指南、论文写作指南等同类书籍的销量非常好，这一点有异于其他国家。而且购买此类书籍的，不单是准备应试的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还有很多上班族。您是公认的日本作文表现教育界的第一人，大学读书期间就成立了“国语教育研究所”。所以我想请教您，日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宫川俊彦：一提到作文，一般人就会认为那都是小学生写的东西。一提到论文，就感觉是比作文更高一级的，大学生写的东西。但事实上，现在日本所谓的专家、学者写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被叫做论文。包括这些人在内的大多数人，在表现手法上都还只停留在作文的阶段。这是我要致力于作文表现教育的原因之一。

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从事写作指导、作文教育，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在我之前也没有人开拓过这个领域，说一句不自谦的话，我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里的丰臣秀吉。

中国古代曾强调以文立国。文既是人，也是社会，也是国家本身。当全体国民都开始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表现形式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形成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概念。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忠实的按照这个概念来进行国语教育。用同一种语言给各种事物下定义，加制限。然后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这个定义，遵守这个制限。并且还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地掌握。比如说教给学生织田信长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丰田秀吉又是如何如何的一个人，这就是下定义。学生还必须背下这个定义，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说，这就是加制限。考试的时候，织田信长和丰田秀吉也都会作为问题出现。像这样的国语教育模式，一直从小学持续到大学，再持续到学生毕业出社会。学生出社会后即使是当了公务员，写公文时也还得按照这个定义和制限去写。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种国语教育模式下教育出来的，所以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同一种方式的说话。不懂得要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个性、感性，以及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从其他国家吸收到的文化去“表现”。这样的国语教育只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同样的人，具有统一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会思考、会发问、会创造的人。

福泽渝吉也说过，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一起学习，一进入讨论的环节，日本人就会被孤立出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不会动脑子思考。他们只思考怎样说话才能拿个满分，才不会被别人笑，并且认为谈想法、谈意见是傲慢的表现。

我在过去40年间所做过的努力，都是为了弥补日本国语教育的欠缺，重塑日本的国语教育模式。在研究如何能让日本人变得会思考、会发问、会创造的时候，我认识到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小学生的阶段就开始对他们进行作文指导，就他们写的作文进行讨论，让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且会用多种表现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好。

近年来，日本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市场上作文指导类书籍热销的原因吧，同时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会支持我的工作的原因。

青少年的问题就是国家未来

日本新华侨报：截止目前，您著书已经超过一百册。我发现在您的著作里，有很多都是关于青少年犯罪和家庭问题的。您为什么格外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呢？

宫川俊彦：我认为，如果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最快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的青少年们。现在出现在青少年身上的问题，也就是将来社会和国家要面对的问题。

所谓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问题，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不管是不肯上学还是惹是生非，其实都是青少年们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对青少年犯罪，得从环境因素和当事人的主体思想这两方面进行分析、预防。不能光等着犯罪发生后再逮捕、惩罚他们，那就和秦始皇行法家思想一样了。如果法家的做法真能解决问题的话，秦朝还会被汉朝取代吗？

日本眼下存在着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光是罚那些欺负同学的“小霸王”停课几天，或是罚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日本社会在看到有些孩子受欺负后，就认定他们天生有一种受欺负的体质，仅凭这一点就对他们抱有同情。而那些欺负同学的孩子们呢，就被社会当成是犯人一样看待。其实这些都是看不清问题本质的表现。

在看不清问题本质的情况下进行教育和指导，会逐渐导致日本教育走入歧途。日本教育走入歧途，就会进而导致日本整个国家走入歧途。我关注青少年犯罪，就是想多积累、分析这方面的资料，了解问题的本质。

关注家庭问题也是出自相同的目的。一个国家就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家庭里，缺乏情感维系，家人和家人之间没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每当我看到中国人组成的家庭时，就会很感慨，因为中国的家庭内部非常团结。现在日本社会上有很多人奉行个人主义，即使能构建家庭，也会因个人主义的原因，让这个家庭走向破灭。像家庭内暴力事件、家庭内分居等都是因此而起。

书籍电子化必须有所甄选

日本新华侨报：近年来，“脱离铅字”成为日本新的社会问题。为此，东京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脱离铅字’对策检讨小组”。您如此看待日本年轻人“脱离铅字”——不读书、不看报的现象？

宫川俊彦：我也知道，东京都、日本政府、日本出版界都在商讨如何对应年轻人“脱离铅字”的现象。我认为，在商讨如何对应前，应该先把信息分类，哪些信息可以电子化，哪些信息必须变成铅字。

像那些在手机或电脑上扫一眼，就能立即掌握的信息，是不需要变成铅字的，将它们完全电子化也没关系。而包括传统文学、文化在内的，必须传承下去的信息，就不能让它们电子化，还是要继续用铅字的形式传承。

再进一步说，现在日本政府和各出版社为了对应“脱离铅字”的社会现象，搞了一个中小学生晨读10分钟的运动。有统计数据表明，通过搞这样的运动，的确是提高了中小学生的阅读时间，还有不少的中小学生都在采访里表示，自己开始变得喜欢看书了。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通过我自己的分析调查发现，那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大部分都是娱乐性的书籍，内容非常浅薄。要是把花在娱乐性书籍上的时间，也算作阅读时间来统计的话，统计数据当然会上去，却改变不了“脱离铅字”的现象。

日本出版界也应该注意一个问题，不要一发现年轻人不爱读书读报，爱通过电子产品进行网上阅读，就开始把书全变成电子书，这样是不行的。

事实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人类都拥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力，能够立即觉察到那些信息是自己有必要掌握、真正需要掌握的。对于这样的信息，他们当然更愿意通过铅字的形式来接触。就好像最近村上春树刚出了一本新书，有很多读者为了购买这本书而彻夜排队。

中国人有着思想家的DNA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了解到，您还是中国南开大学的特聘教授。在指导的过程中，您感觉中国的大学生和日本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您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宫川俊彦：我的父亲是专门研究阳明学的，他的书架上全都是中国古籍。日本有一位著名的阳明学家、思想家安冈正笃，父亲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在父亲得知我成为中国南开大学的特聘教授后，感到特别高兴。他还总是嘱咐我，要多为这个大学做贡献。

在我心里，中国是文化宗主国。我能够到中国，能够进入那种文化氛围中，自己也是非常高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有思想家的DNA，我喜欢和有着思想家DNA的人进行交流。

南开大学的学生们思维敏捷，头脑清晰。我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做演讲，讲的是些比较深入、生僻的内容。但是前来听演讲的学生们都能理解。不仅能理解，还能提出一些很惊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夏目漱石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关于嗅觉的描写？这样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日本大学生问过我。我很佩服他们的思考力和分析力，也很感动。面对着这样的学生，做讲师的也不敢随便唬弄，也愿意倾其所有。

南开大学的副校长和我的交流比较多，我们是好朋友。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宫川俊彦文库”建成后，他跟我说，“你现在什么时候死都没关系了，你的财富我们已经留下了”。我也笑着回答他，“你别急着让我死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在南开大学里，我还接触过很多中国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态度和成就都令我很是佩服。现在，日本很多学者都功利心太强，只想着出书上电视。他们搞研究的目的性早已偏离了研究本身。如今，日本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儒，我为此感到遗憾而懊恼。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在研究领域，日本输给了中国。事实上，我一直计划着让中国的大学生和日本的大学生面对面的对谈，短兵相接地进行讨论。但说实话，在我接触的日本大学生当中，一直找不出能和中国大学生水平旗鼓相当的人。我认为自己教过的学生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还赶不上中国的大学生。尽管日中两国现在在政治领域有摩擦，但越是这样的时期，两国的文化、经济、学术界就越该多进行交流与沟通。日中大学生讨论会还是有必要举办的。

（摄影：本报记者 林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