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 蒋丰
日本有这样一所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在电气、通信和情报等教育研究领域都非常有特色,是一所不多见的全心全意培养理工科高技术人才的学府。这所学校的传奇性不仅于此,日本最初的GPS汽车导航系统、中国人在博览会上看到的第一批会弹奏乐器的机器人等,都是出自该校毕业生之手。该校校长梶谷诚,自上世界80年代在成都首创“日中机械电子学讨论会”, 20多年来为中日两国的机械电子交流提供了宝贵渠道。在谈及有意见认为,“中国是在‘山寨’日本技术”的时候,梶谷诚坦言道,“技术领域的东西最初都是在模仿、‘山寨’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当年也是一样。”
企业、机关、大学三位一体培养博士
日本新华侨报:您曾指出,日本的博士培养体制正在面临危机。这个危机指的是什么?为脱离危机,您曾建议日本应该“产学官”一体共同培养博士。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梶谷诚:日本博士的传统出路是这样的,先在大学里埋头苦读,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母校里就业,或是到大规模的国立研究机构工作。然而如今,日本各大学里的教师职位越来越少,国立研究机构的招聘名额也在减少,因此就出现了即使拿到博士称号也找不到就业单位的现象。这就是我所强调的“危机”所在。现在,日本媒体也经常报道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日本社会问题。
由于不好就业,所以近年来报名考取博士学位的人才越来越少。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是需要有能考取博士学位的人才的。在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时我就发现,其他国家不仅是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里有博士,企业及政府机关也愿意招聘博士。
一般来说,能够考取博士学位的人,都是具备创新精神和一定能力的人。如果企业只想墨守成规的话,自然是不需要博士的。但从眼前的日本发展趋势来看,已经到了需要打破固有模式,进行创新的时候了。事实上,企业不肯聘用博士,也是造成日本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建议“产学官”,也就是除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外,日本的经济企业界及地方政府都应该多聘用博士。
为了能让经济企业界和地方政府积极聘用博士,日本各大学也应该改变教学方针。从前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一般只适合做研究者、学者,今后就要培养出能适应经济企业界的博士才行。但这光靠大学自身也是办不到的,需要有企业为其提供协助。现在,我们正在小范围内进行这样的尝试。
这种尝试也还存在另一种目的,就是活跃日本的地方经济。如果你到过日本的地方城市就会发现,很多小商店的门都是紧闭的,有时候想喝一杯咖啡都找不到地方。要改善这种现象就得依靠当地经济企业界人士、中小企业的力量,而且要联合当地的人才汇聚中心——大学也一起行动才行。“产学官”即地方中小企业、地方大学、地方政府一起联手,在培养博士的同时又可以活跃地方经济,而且最好是培养那种有热情的,下定决心要致力于重振地方经济的博士人才。如果这样的尝试能够多创造出几个成功事例,相信今后不管是大学还是企业还是自治体,都更愿意积极合作。现在我们正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大学、更多的企业都参与到这种尝试中来。
技术人才要能从人与机器两方面考虑
日本新华侨报:我了解到,在二战前,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就作为无线电信讲习所存在。战后,伴随着日本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讲习所也变成如今的大学,并且培养出很多电气通信领域的工程师和专家。如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开始走下坡路,众电器商们也在苦苦应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呢?
梶谷诚:即使是现在,日本的电信技术还是优越和领先于世界的。就拿大家都在用的智能手机来说,发明手机的是美国的,但手机里的很多零件都要依赖日本制造。
但是呢,日本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弱项,就是不会考虑技术的整体价值,不知道现在人类对什么最感兴趣,最希望能拥有什么东西,最想通过技术创造怎样的价值观等等。举了例子来说,日本制造的汽车性能很好,但没怎么考虑到汽车与人的关系。其实人驾驶汽车的过程,也是人与汽车进行沟通的过程。如果能创造出更容易与人沟通的汽车,那么自然就会让汽车变得更为安全、方便。那么汽车制造就仅限于人与汽车之间吗?其实也不然,也要考虑到道路的情况。道路不好也不利于驾驶。
在日本,能这样综合性的、全方面的去考虑的技术人员还太少。一般人通常考虑如何提高机器以及零件本身的能力,让人去配合机器的进步,而不是让汽车来配合人的能力。我校在培养学生时,不光要求他们掌握硬件技术,也要求他们掌握软件知识,就是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可以从人与机器两方面考虑的专业人才。
现如今,要开发、创造出一项好的产品,光靠某个人或某个领域的专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需要很多方面的专业人才来共同合作。于是人与人的沟通也很关键。为此,我校开设了一个新学科,叫做“综合信息学科”,重点培养能认识到沟通重要性的,有兴趣与机器、与人进行沟通的技术人才。能从这种观点、这种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我们电气通信大学应该说是第一个。
中国留学生推动我校国际化发展
日本新华侨报:据我们了解,现在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约占一半左右。电气通信大学在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时,最着重哪方面教育?
梶谷诚:截止2012年5月,我校共有学生5400人,其中外国留学生323人,其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154人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但是,现在我校总体的学生人数是5500人,也就是说,外国留学生还占不到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而我校的目标是让外国留学生能达到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二。
现在,这个目标实现起来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也在进行着各方面的改善。比如留学生们普遍反映,东京的房租比较贵,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为留学生们提供宿舍。我校的学生宿舍还比较少,目前正在调布市的协助下,再开发教职员工宿舍所在地域,改建为可容纳四百名到五百名规模的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共同居住的国际宿舍,预计3年后竣工。
说到培养国际标准的专业人才,留学生们的到来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帮助我校实现了国际化;一方面也让日本人大学生认识到了沟通的重要性。我刚才提到,作为一名好的专业人才,是否懂得与机器、与人沟通非常重要。从今年4月开始,我校开始推进国际化教育事业,多方面强化培养国际化人才。
我校有这样一名中国留学生,他在中国的大学是我校的友好学校。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到我校短期留学过一年,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后,又申请到我校来进修,一直攻读下博士学位。像他这样,在我校短期留学后,又再度申请到我校进修的留学生不在少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如今,这位中国留学生已经被正式聘用为我校的教师了。
中国留学生还有一点特别让人佩服,就是他们的语言吸收能力非常快。在他们刚来我校的时候,日语并不怎么好,但只需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他们就基本可以和日本学生一样了,这种进步真是快得惊人。
日本依靠技术力量发展经济得以生存
日本新华侨报:眼下,日本自民党政权提出“技术立国”的目标。我知道,日本在旧海军时代也曾有过这样的口号。您认为,如今的“技术立国”与过去的“技术立国”有何区别呢?
梶谷诚:从前的“技术立国”是以富国强兵为主,目标是通过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壮大日本的军事力量。
如今的“技术立国”主要是指发展经济。日本不是资源国家,不能靠挖掘资源进行出口贸易,想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依靠技术力量。比如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后进行开发,为其增添一些附加值,然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这就是日本的生存之路。
中国的技术学习能力非常强
日本新华侨报:请问您去过中国吗?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梶谷诚: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85年11月,受日本贸易振兴会的邀请,带着由我校研发的机器人前往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
我还记得当时天气很冷,博览会地点就在北京机场附近。那是日本第一次在中国出展,有很多中国老百姓前来日本馆里参观。日本馆占地三千五百平方米,有日立、三菱、东芝等二十八家日本企业参加。展览主题是日本的原子能和先进机器技术。
在此之前,我就与中国一所大学的老师是笔友,经常通信交流。借着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的机会,我们得以见面。见面后,我们商定要开展一个“日中机械电子学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自1988年开始举办,现在已经持续了20多年。
我对中国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20多年间,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取得的成就之大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在我1985年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还使用的是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外汇兑换券”,当时北京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但中国仅用了短短25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那么多雄伟的建筑,发展到和日本不相上下的程度。
我曾受邀去深圳参观过华为公司,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已经完全领先于日本。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日本每研发出一种新技术,中国都能很快地跟进。虽然国际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国是在“山寨”日本的技术。但说实话,我认为,技术领域的东西最初都是在模仿、“山寨”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当年也是一样。
相比之下,日本发展、进步速度较缓,对应时代的速度也很慢。如今,世界潮流变化太快,日本已经有了点跟不上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我又不希望技术力量发展得太快。那会造成很多新开发产品在未经足够的试用、核实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进而产生诸多事故。如今,全世界都出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趋势,凡事都在追求利益至上。这种趋势应该“刹车”了,技术说到底还是要以人为本。
(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