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  蒋丰

在日本这个IT技术大国，企业家如何能将技术优势发挥到极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来，在技术与经营之间取得平衡的最佳办法，莫过于让懂技术的人来管理企业。但是在日本，这样的企业家却少之又少。

2013年4月25日，记者采访到一位工学博士出身的成功企业家。他就是日本BroadBandTower股份有限公司社长兼CEO藤原洋。他与众多同样精通技术的企业家、如美国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等人交情匪浅。在这种高层次的交往里，他体会到日本企业经营者因对技术的不了解，造成企业在知能创造力方面的低下。

在接受采访时，藤原洋表示，在这一点上十分羡慕中国，日本企业家应该向中国企业家学习。

这样下去日本的土壤里长不出“比尔·盖茨”

《日本新华侨报》：您与比尔·盖茨等企业家的交往在日本很有名，请谈谈日本企业家与美国、中国等国企业家的不同之处。有人说日本出不了比尔·盖茨，请问您对此有何见解？

藤原洋：其实我不止和比尔·盖茨有交往，我和美国其他的企业家，比如说史蒂夫·乔布斯等人也都有过交往。和比尔·盖茨熟识是因为他当初创建微软的时候在日本工作，那时候我帮过他的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过很多次，有过很好的交流。

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我感到日本IT企业家最大的不足就是对技术的重视不够。在日本的IT界，据我所知，几乎没有哪个企业是靠重视技术获得成功的。我想这也是日本IT企业在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没有执牛耳，没有占到一个很重要地位的原因。我想这当然也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羡慕中国的。我发现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很多企业家对技术非常重视，对技术的理解也非常深刻。这一点从国家决策者的“本行”就能看出来，江泽民曾是电机工程师、胡锦涛曾是水利工程专家。两位前国家主席自身都具备技术本领，这肯定对中国企业家有很大的影响。

反观日本企业，技术职业者与决策者是两批完全不同的人。用大学里的学科作比喻就是文科和理科的区别，而且互相之间缺乏了解和认识。我想这就是日本的一个体制问题。如何才能把高科技与重视技术的企业家，甚至重视技术的国家领导人连成一体，对日本企业发展是至关重要重要的。

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进程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改变社会的体制，不止是靠观念，也是靠技术变革。比如说汽车发明后，世界的《道路交通法》也发生了改变。这是制订法律的人对新的技术有深入了解之后，据此来制订交通规则，从而带来的变化。如今，日本社会过于细分化、固定化，让日本出现了不靠重视技术也能够取得成功的IT企业家。这样下去，日本的土壤里长不出“比尔·盖茨”。

不应获得诺奖后再支持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政府近来提倡“技术立国”。您在著书中也同样提倡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我曾经在江田岛的旧日本军海军学校纪念馆里面看到“技术立国”的条幅。那个时候提出的“技术立国”和现在的“技术立国”有何不同？您和日本政府的主张存在什么异同点？

藤原洋：二战时期或之前的“技术立国”，是日本为了建造一个军事大国而提出的。日本看到英国产业革命非常成功，德国的军工业迅速的发展，所以日本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希望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所以那个时候的“技术”几乎全都是军事技术。战后，日本放弃了战争，转而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的路线，希望靠科技来赚钱。现在的口号是出于这个考虑。

但是，我认为日本政府提倡的“为了赚钱的技术立国”还不充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日本人拿到了诺贝尔奖，政府马上就会批预算，可没拿到奖的科研人员依然很穷。作为政府不应该在成果显现后，才去支持某个研究。而应该在研究最开始、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就有选择性地按照长远发展的眼光去扶持。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比如说学校教育，是因为有了完善的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研究者。日本国家不着重去加强基础教育，反而是看谁拿到了诺贝尔奖之后，再一口气给他很多预算，这是本末倒置。这不是“技术立国”。国家不应该只是鼓励和煽动大家去拿诺贝尔奖，而是应该制造出培养诺贝尔奖学者的土壤。日本政府到现在的做法非常表面化、表象化。

我在自己的著书里面提到的科技技术创造立国，更带有文化的色彩，也就是“科学技术文化创造立国”。我认为日本应该走这条路，向这个方向发展。战后，日本成了西方俱乐部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科学技术更多的是文化。在与他国交流时，不能只用自己国家最强的、具有垄断地位的项目来做贸易，还要进行科技交流。只有这样，日本在提高国民科技水平的同时，才能为邻国、为国际关系作出贡献。科学技术应该起到这个作用，科学技术应该成为日本和邻国之间的交流的桥梁。第二个作用是，科学技术文化可以提高国民的知能创造水平和软文化实力。科学技术文化不应该是为一时的利益而使用的东西。

“第四次产业革命”将要到来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业界知名的企业家，您对企业家所必备的知能创造力是如何理解的？您曾预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藤原洋：我认为企业家应该起到很多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创造出现在还没有的新产业。换句话说，产业革命是应该由企业家发起来的，企业家承担这个责任。比如说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以前很多需要用人力来完成的，甚至人力不能完成的工作，通过机器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利用机器就形成了各种各样新的产业。因为这些新产业的出现，很多此前只能务农的人走进了工厂，找到了工作，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雇佣。企业家不应该只负责企业经营，还应肩负着创造新的产业，以此来产生新雇佣机会和社会发展的效果。

如果只是依靠既有成的产业，只考虑自己公司的事情，是不会有很大前途的。虽然合理化经营很必要，但如果只追求合理化，就会给社会造成负担。比如说以前100个人能干的活，现在只需要70个人，那么雇佣人数就会下降。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只追求合理化，那不仅雇佣会减少，社会也很有可能停止向前发展。所以企业家在谋求经营合理化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发新的产业。

从现在开始应该是创造新的产业、创造新的雇佣机会和岗位的时代。比如说日本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汽车与电器产业，支撑着全日本的技术与雇佣。但细想一下，他们只是照搬了欧美的成功模式。当然日本也在进行改良，但是从“知能·创造”的意义上来说，产业界的努力还是不够。将新发明、新技术转化成新产业，是所有企业家的原点和必须要做的事。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出发点。

我曾提出过“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必要性。大家都知道前三次产业革命，为社会创造了莫大的财富。但产业革命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我曾在英国曼彻斯特看到，市内黑漆漆的道路上还留着150多年前运煤留下的痕迹。我想当时那里的空气污染一定很严重。日本也曾有这样的时期，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三次产业革命创造了电子信息（IT）产业，但这个新产业的负面影响是消耗能源。据我了解，2006年时IT产业消耗的能源占全日本的5%，而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将上升至40%左右。单纯的说，电脑的速度越快、智能手机越普及，消耗的电力也就越大。IT产业的发展得有点太快了，发展得过了份。这就带来了能源的问题。

第四次产业革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针对环境能源问题出现的新技术。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问题。比如太阳能、风能及蓄电等。第四次产业革命有必要构筑“可再生产业”的新社会体制。

中国学生是日本学生的榜样

《日本新华侨报》：您去过几次中国，觉得中日两国间的企业文化有何异同点？您认为日本年轻人应学习中国的哪些方面？

藤原洋：我前后去过10次中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合理。我曾经向一位中国的大学教授询问他对日本大学的看法。他告诉我，日本的大学过于依赖国家，总是伸手向国家要钱，但中国的大学却在经营方面非常得力。他所在学校的三分之一收入来自学费，三分之一来自企业的委托研究，另外三分之一则是他们的自主知识产权来源。

我通过这位大学教授的话，能体会出中国企业家的想法。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懂技术才能将技术优势发挥到极致。这所中国大学的经营模式就很说明问题。而日本即使是大企业，也向国家要很多“补助金”。很多日本经营者缺乏企业家精神，将经营不景气归咎于大环境，这样下去将无法维持经营，无法保证雇佣。而中国的企业家则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非常自立。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是用市场原理在行动。在这一点上，日本应该学习中国。

正因为日本企业经营者是这个状况，因此日本学生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按照我的经验，美国和中国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进入小公司，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公司变大。但是日本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们，绝大多数都希望进入大公司。我对这一点感到不满。日本的学生就是希望自己什么也不做，也能得到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日本大学教育的问题。日本学生应该更有梦想。在这一点上，自立精神很强的中国学生是日本学生的榜样。

（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