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 丰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对发展风力发电等新能源有了新的需求。我们上海电力愿意到日本进行投资，助推日本的震后的经济复兴。上海电力这样做，既是在追求并实践国际经济一体化时代共存双赢的理念，也可以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一道为造福于日本社会、造福于日本民众做出应有的贡献。”2014年4月25日上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新华侨报》记者联袂走进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部，王运丹董事长这样对记者说。

“共存双赢”，记者并不把它完全看作是王运丹董事长接受采访时的一句应答之语，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上海电力“走出去”——走向国际社会的一种指导性的思路。围绕于此，访谈进一步展开。

“百年企业”的自豪与压力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大家知道上海电力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企业”，也可以说是一个“百年品牌”了。你能否介绍一下它在整个亚洲地区占有的位置呢？

王运丹：我们谈到上海电力的历史，都是在做一种追溯。1882年7月27日，上海最大的英文报纸《西林日报》刊登一条消息，说昨天上海亮起第一盏电灯。这样，1882年7月26日，就成为中国有电的开始之日。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上海应该是全球第三个有电的地方，也是亚洲第一个有电的地方。

到了1949年，中国大概有43亿千瓦时的发电能力，仅为美国的1/70。这其中上海电力就占了一半以上。也可以这样讲，在中国近现代的文明化过程中，我们上海电力始终作为一个“电的伴随者”与之前行。不过，每当谈起上海电力百年发展史的时候，我都要说一句：我们在为百年历史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时刻感受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压力，我们必须考虑怎样做好，才不会辜负这百年历史。

作为见证人的幸运

《日本新华侨报》：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电力的发展是最引人注目的。你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电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运丹：作为一个中国电力人，我为自己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力的发展而感到幸运。1982年，我刚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时，上海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电力紧缺，不得不采取拉闸限电的无奈之举。可以说这种状况制约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能源供应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们的装备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只能仿制1.2万千瓦发电机组。到了后来，虽然有了30万千瓦的机组，但装备水平还是不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引进了欧美和日本大量的装备，正是经过不断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推动了整个中国电力工业水平的提高，实现了中国电力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在30多年时间里实现电力的跨越式发展，靠的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国际间开展的技术经济合作。

日本环保技术和观念的影响

《日本新华侨报》：中国电力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从邻国日本得到了许多援助。你认为上海电力从中汲取了什么呢？

王运丹：应该是有的。比如，中国与日本的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合作设计生产了亚临界60MW汽轮发电机组。1982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日本正在中国做一个项目——建设宝山钢铁公司。我曾经在那里实习，知道宝钢引进了日本电力30MW机组的技术，那在整个中国都是最先进的。而现在，30MW机组在我们上海电力是容量最小的机组。这，就是一种变化。

此外，日本发电过程中的环保观念、技术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上海电力原来以燃煤发电为主，然后发展了燃气发电，现在则比较多地使用清洁能源，比如说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我们和日本、欧美国家有一种共识：大家都是地球人，都必须为地球负责，为人类负责。对常规一次能源发电，我们努力做到清洁高效、低排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努力进行新能源的代替，上海电力的母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上海电力则在加快火电机组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在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方面均有突破性的发展，风电总量将达到241.5MW，光伏总量将达到117MWp，还将在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清洁煤发电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

 立志于国际一流企业

《日本新华侨报》：我知道上海电力正在积极地“走出去”，也就是走向国际经济平台，同时，上海电力也有率先成为国际一流综合能源企业的愿望。那么，上海电力“走出去”的现状如何呢？

王运丹：我感觉你提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国际一流企业？第二个是我们的海外战略布局。

说到“国际一流”，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企业要按照国际规则进行运营，其产品好不好，质量是否高，都应该按照国际认可的标准进行衡量。如今，我说上海电力正在成为一个国际一流综合能源企业，是因为这个企业供应的电能是安全、经济、环保可靠的，是符合国际电力企业的高标准的。

至于说到海外战略布局，上海电力已经在包括日本在内的美洲、亚洲等13个国家进行能源投资。同时，今后还将不断发展。

理解日本社会的各种声音

《日本新华侨报》：这里，我想问一下，上海电力到日本投资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坦率地说，针对上海电力的这个“大动作”，日本社会也有一些疑虑之声。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运丹：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以后，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优化电力结构有了新的思考。毋庸讳言，作为一家国际化的电力企业，我们看到了一些商机。我想说，如果上海电力没有看到这样商机的话，它就是一个封闭的企业，一个没有国际化的企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在震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条例，对太阳能发电给予了积极的政策倾斜。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经过全面的市场调查，认为上海电力可以通过到日本投资，共同开发太阳能等新能源，为日本的震后复兴做一些事情。现在，日本许多企业与我们携手合作，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日本社会对我们的欢迎。

至于你说到的日本社会一些疑虑的声音甚至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也注意到了。我更多地是从善意的角度进行理解。比如，我知道有一些日本民众对中国了解不够，他们担心中国产品的技术质量，也担心未来日本的市场，似乎更习惯日本在中国投资，而一时不太能够适应中国企业到日本投资。对此，我表示可以理解，更想在这里表示：我们上海电力拥有的技术质量，具有国际业界的高标准，也经过日本政府和业界的严格审查。我们将用最优质的新能源电站，来消除这些疑虑。现在，国际社会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昨天你可以投资我，今天我也可以投资你。这是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来办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共存双赢才可以更多地造福于时代、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众。

为投资地域做出贡献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都会考虑社会贡献、地域贡献等问题。上海电力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吗？

王运丹：当然有了。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类企业，我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公共事业”。从“公共事业”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的任何一个投资，都不能给当地居民带来负面效应。在进行海外投资之前，我们会做充分的调研、评估，坚持奉献绿色能源的企业理念，注重项目的长期有效运行。

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比如，我们投资坦桑尼亚，除了参与电厂建设，缓解当地用电紧张形势，看到当地民众的日常饮水以井水为主，我们就主动为当地居民铺设了自来水管，改善了他们的饮水卫生条件。在土耳其投资以后，我们在那里的企业已经由当地人出任企业总经理。在日本投资的时候，我们不仅聘用了日本员工，每一个项目也都吸收日本当地的参与者以及合作伙伴。

日本印象种种

《日本新华侨报》：你到日本的次数多吗？能不能谈谈你对日本的印象？

王运丹：我到日本大概去过好几次了。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学会了二句日本话，第一句日本话是“谢谢”，由此可以传递一种礼仪，也传递我的心情。第二句日本话是“你是某某吗？”因为我在日本已经有一些朋友了，打电话过去找人，必须会说这句话。那一次，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坐日本的新干线，它的时速约是200km/h，而当时中国的火车平均时速约为60km/h，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刻。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请王运丹董事长题字留念。他沉吟片刻，挥毫写下“智慧互融，价值共升”八个字。题字显心声，由此可以看到王运丹董事长的一种追求。

（摄影：本报记者 罗重黎）